康熙(.5.4~.2.20)
康乾盛世的真相
高压政策、衣衫褴褛和文字冤狱
针对多年来对于“康乾盛世”的阵阵歌功颂德，我反复探索思考之后，提出一些实事求是的看法，跟大家讨论。所谓“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68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乾隆退位（年）做“太上皇”，持续5年。某些学者作家们颂扬这百年辉煌的“康乾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历史奇迹”。我们必须追究：历史真相到底如何？
满清入关吞占全国以后，实际上跟蒙元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类似，造成中华文明的毁坏和全面大倒退。康熙雍正乾隆等统治者对外实行闭关锁国，中止了明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对内大兴文字狱，扼杀了科技文艺事业的进步。因此，所谓“康乾盛世”时期中国逐步落后于西方，并不值得自吹自擂、引以为光荣和“民族骄傲”，而必须深入清算，总结历史教训。
直到如今，它的后遗症仍然阻碍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
始终存在着血腥的民族冲突几乎没有文化（甚至刚刚开始使用文字）的满族统治者从入关开始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血淋淋残酷暴行，到覆灭前夕“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切齿诅咒，从始到终，哪里有什么“满清政权的利益代表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洗城，江浙一带（包括昆山平湖乍浦海盐海宁金华）、江西全境、还有广州都遭受屠城之灾，竟将四川全省屠净。历史上哪一次改朝换代给中华民族造成如此巨大的劫难？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恐怕只有20世纪中叶日本侵略者的大屠杀才可与之相比。
72年（康熙五十一年）四月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迫不得已的所谓“仁政”。
满清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一直把它征服的中华各民族看作奴隶，实行野蛮血腥的民族高压政策。强调满汉不通婚；筑起种族隔离墙，不准汉族去东北，不准蒙族平民入汉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民族歧视。
从清初此伏此彼起的“反清复明”到清末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华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满清皇朝的斗争。
“康乾”社会比明代大倒退满清入主中原，造成社会大倒退。游牧民族的陋习、农奴制的烙印，随处可见。野蛮的“圈地运动”更严重地破坏了中华全国的生产力。社会上一片“主子、奴才”的令人厌恶的喳喳声。推行愚民政策、灌输奴才意识，驯养卑劣怯懦、蝇营狗苟的国民性。
关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记载：“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摊丁入亩”的税制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扼杀了产业化的苗头。
旁观者清。英国特使马戛尼在乾隆后期的出使日记中指出：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第四章第一节所引）
在马戛尼眼中的康乾盛世真相如此：“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英使马戛尼当时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满清的衰落，把满清政权看作“一艘破烂不堪的巨大船舰”，预言它将“不再有纪律和安全”。他形容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中国人”退化到了“半野蛮人”时代（见英使马戛尼的中国行记）。
“康乾”工商业远逊前朝、落后西方我国宋代工商业早已非常发达。经过蒙古蒙元的大破坏而逐步复苏，明代工商业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在世界都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一说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重还要高。而所谓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品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代的水平。到康乾盛世末期,中国工业产量仅为世界的十分之一左右，不及二百年前的明代。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所谓“康乾盛世”都远逊明代。
不但要在国内比较，还要到国际上比较。欧洲复兴以来，启蒙运动、体制改革、产业革命蓬勃发展，蒸汽机、纺织机、火车轮船、机械制造、现代工厂林立，就连相对落后的俄国也在彼得大帝时期向英法德学习，走向进步。而老朽的满清帝国却妄自尊大、闭关自守；在这“康乾盛世”几乎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和技术更新。直到西方商船和兵舰前来敲开“满大人”锈蚀腐烂不堪的国关大门。
人口剧增并非“好事”康乾时期之所以被吹嘘为“盛世”，很大程度是因为人口剧增。明代全国人口稳定在六千万左右（据王世贞记载，明代人口最高数字余万）；经过战乱后的恢复，康熙六十一年（年）突破一亿，乾隆五十五年（年）突破三亿。有人将此归结为满清统治者勤政的结果；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进番薯、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在全国农村推广，导致“人口膨胀”。
满清起初征税的原则是按人头收税。这后果，是地方官吏不愿据实上报人口，因报得愈多，则地方上缴的税就愈多。康熙“永不加赋”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积上缴固定的税金，与人口数无关，借以鼓励地方据实上报人口——人丁兴旺是所谓太平盛世的表征。以这种方式来彰显“盛世”不过是稳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土地赋税不均，富者营私舞弊，虽坐拥千亩田产而少缴税；贫者无立锥之地，却仍尽劳动之责。
历史证明：人口剧增并不一定是“好事”，反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负担，使得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就业人口的比例失调，紧缩了优质劳动力的增长空间（余地），从而严重制约了现代化进程。
日益腐败的八旗体制满清入关侵占全国，主要依靠八旗体制。每年旗禄几千万两白银，满蒙汉八旗成了满清政权的根本依靠力量。
民族歧视下的满清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缺德少才的满蒙王公、贵族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朝廷执掌大权的达官贵人和各省巡抚总督，大多数为满蒙世袭，昏庸腐朽不堪。
在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中，八旗兵军纪已散，军力已大不如前。此后，八旗兵和八旗子弟更加骄怠，他们凭借权势，横行无忌，无恶不作；不仅军纪败坏，训练荒疏，而且生活腐化，吸毒聚赌，包伶嫖娼，敲诈勒索，蹂躏百姓。曾经剽悍英武的八旗兵，变成不能打仗、只会扰民的老爷兵，八旗子弟成了游手好闲的纨绔儿、坐吃山空的败家子；他们的形象就是提鸟笼、逛妓院、赶饭局、玩金鱼儿、斗蛐蛐儿、唱小曲儿……的一群“无知、无耻、无畏”的寄生虫。
后来，清廷但凡有战事，主要依靠绿营兵（八旗以外招募汉人组成的军队，因用绿色军旗而得名）。但60万绿营兵在衰败的社会大环境下也很快腐化：克扣军饷，兵匪勾结，贪污中饱，弊端丛丛，也沦为徒有其表，只能吓唬平民老百姓的花架子部队。嘉庆皇帝还是皇太子的时候，曾经随乾隆皇帝阅兵，所见到的却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闹剧（《嘉庆朝东华录》，卷7，嘉庆4年正月）。
以至于鸦片战争中，八旗、绿营、乡勇、团练都不管用，数十万清军被万余名英国远征军打败。中国从此陷入挨打的深渊。
文字狱满清文字狱的兴起旨在震慑反清势力，特征是：罪状由权势大人对文字的曲解而起，证据也由权势大人对文字的曲解而成。一个字或一句诗一旦被认为诽谤皇上或讽刺满清政权，即构成刑责。满清王朝初期，顺治、康熙“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雍正皇帝在位时则成为一种暴虐的文字检察制度。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反常疯狂者则是所谓“爱好文化”的乾隆皇帝！
关于“避席畏闻”的文字狱，史料极多；鲁迅先生也有所阐述。本文选取乾隆时期几个典型的文字狱，引录如下：
（）年，乾隆屡次到江南游历，民不聊生。江西抚州、千总卢鲁生假借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撰写劝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辞意悲切，全国广为传颂。案发后卢鲁生千刀万剐，两个儿子处斩，受牵连定罪下狱的有一千多人。
（2）年，内阁大学士胡中藻所著《坚磨室诗抄》中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他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测，处斩。广西巡抚满族人鄂昌跟胡中藻作诗唱和，在《塞上吟》一诗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认为鄂昌自己就是胡儿，诋毁同类，丧心病狂，下令自杀。
（3）年，秦州知州赖宏典向北京官员请托谋求升迁，信里说“点将交兵，不失军机”，乾隆认为他明目张胆谋反，砍头。
（4）年，江苏东台诗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早已去世，遗著《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乾隆认为“壶儿”就是“胡儿”，显然诽谤政府，嘲讽满清没文化。徐某剖棺戮尸，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斩首。
（5）乾隆非常赏识内阁大学士沈德潜，作诗常请他删改，乾隆作不出诗时还请他秘密代笔。沈德潜死后，乾隆命他的家人进呈沈的诗集，发现他把代乾隆捉刀的诗也收录其中，这对乾隆的虚荣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恰好诗集中有咏黑牡丹一首，有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乾隆认为是影射入主中国的满族为“异种”，下令剖棺戮尸。
（6）78年，休致在家的前大理寺卿尹嘉铨所著书中自称“古稀老人”，又有句说“为王者师”。乾隆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绞死。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乾隆制造的“文字狱”是强加的“莫须有”罪名，目的旨在维护专制。
从外国典籍看康乾盛世的虚假性
近些年，“康乾盛世”是一个热门话题，不仅电视媒体在热播，甚至某些历史学者也在鼓吹，好似有某些统治者的英明就能给中国带来了繁荣昌盛。然而事实真如此吗?细读历史便可发现，这个时期基本没有什么科技发明，文化也谈不上什么繁荣，思想更是停滞不前，工商业受的政府极力遏制，明朝中国商业和手工业繁荣景象在此时已经大为衰退。而与前代相比，唯一的发展就是人口显著增加了，而且是以往历史人口最高峰的四倍，从而形成了一个看似繁荣的社会时期。翻看多位西方人所写的“中国游记”所谓“康乾盛世”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daCruz）的《中国志》（TractadoemquesecōtammuitopolestécoascousdaChina）； 2）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 3）曾德昭是耶稣会士，63年到达中国南京，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 4）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关于中国的报道，以及《爱丁堡评论》的文章。 5）佩雷菲特所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克鲁斯的《中国志》年从欧洲来到果阿，开始了他的东方传教生涯。年他曾造访中国。关于中国的造船水平，克鲁斯着重介绍了中国船队的庞大规模，甚至比喻说，中国皇帝能够用船在中国与马六甲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并对中国船只的类型以及龙骨水车的应用做了说明。这有力的反驳了许多大肆宣扬明朝禁海对贸易的影响，而即便在禁海期间，中国的大航海时代也蓬勃发展，和清朝“禁海、毁船、禁船、迁界”完全扼杀航海是两个概念。 明朝的禁海于年解除了，可在此之前，私掠贸易船队规模不小，嘉靖年间的王直，徐海，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凤等人的舰队，是具有“商业―舰队”复合体的特征的。克鲁斯于年访问中国时留下的记录充分的说明明朝海禁的力度远没有清朝“禁海、毁船、禁船、迁界”完全扼杀航海的程度，明朝的禁海只是针对海盗的戒备。 年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出版，并在6世纪末先后被译成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兰文等七种文字，共发行46版。该书是6世纪有关中国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俗、礼仪、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经济等概况最全面、最详尽的一部著述，也是《利玛窦中国札记》发表以前，在欧洲最有影响的一部专论中国的百科全书。 书中记录了中国复员辽阔，有5个省（南、北二直隶，3承宣布政使司），每省的大小都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道路系统完备，官道可容5匹马并行，如罗马大道，路边商铺林立，还有类似威尼斯的水城，北京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国住宅犹如庄园，长城雄伟，建筑水平高超，农业发达，盛产丝绸、天鹅绒，纺织水平精湛，年西班牙国王喜获中国床单，织法之巧妙令菲利浦二世惊叹不止。很多西班牙能工巧匠都来观赏、借鉴。瓷器很便宜，欧洲人原来以为瓷器是用粉碎的贝壳做的。最精致的瓷器是贡品，薄如玻璃。商业发达，而且同行的手工业作坊集中于一个街区。军队有步兵，也有骑兵，也有战舰，4天内可征集艘。门多萨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造船的艌缝技术，由于填缝使用的添加剂十分合理，不但防水还可防虫，使中国船只使用寿命比欧洲长两倍。中国士兵在数量上多于欧洲，在器械上处于均势地位。中国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门多萨特别提出，在中国人所有的发明中，最令葡萄牙人和其他西方人震惊的是中国人也有火炮，而且在欧洲人之前已经使用火炮了。 欧洲人一向以印刷术的应用而自豪，“然而中国人早在德国人谷腾堡（JoanGutenbergo）发明印刷术年前已经用印刷术印制图书了。”门多萨认为印刷术是经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传入德国的。但他也不否认另一种可能性，即中国图书经海路（红海）传到欧洲，从而启发了谷腾堡。 欧洲人对明朝那个时期火炮技术认识极不相同，拉达认为中国火炮陈旧，制造粗糙。而另一位船长阿尔蒂埃达（Artieda）在致西班牙国王书中却写道：“……中国人使用着与我们同样的武器。他们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们铸造的更精致，更坚固。”关于明朝那个时期的火炮，我们可以用郑成功曾在泉洲发现一门明朝嘉靖年间（52年—年）制造的“发熕”来作参考，其“重千斤，弹重二十四斤，远至四五里”，嘉靖年间正是《中华大帝国史》所描述的中国明朝时期，从“发熕”的射程和弹丸重量来看，绝不亚于同期的西方火炮。以85年英国海军的24磅炮或32磅炮为例，射角4度时，射程为米，射角抬高到8度，射程为米。这种射程并不算远，米仅有2.7里，米也不过4.5里，“发熕”的“弹重二十四斤”，相当于26.45磅，从威力上来看比24磅炮的弹丸厉害。虽然所谓“发熕”“远至四五里”的射程不见得是发射的“弹重二十四斤”的炮弹（古书记载习惯语言精炼，多取最大值，所以24斤是最大的弹丸，但“远至四五里”却并非一定是24斤弹丸的射程），但是这个水平已经很不错了，毕竟英国海军的24磅炮或32磅炮是85年的水平，对比明朝嘉靖年间（52年—年）已经过了整整年~！ 在论及中国印刷术时，克鲁斯只提及中国已经有年使用印刷的历史。而门多萨如前所述，则阐明了中国使用印刷术的来龙去脉，以及印刷术西传的路线。法国著名文学家蒙田（M.Montaigne）在其《散文集》中曾有几处论及中国。例如，在第三卷中写道：“我们惊呼为奇迹的火炮和印刷术，世界另一端的中国早在一千年之前就享用了。” 对英国伊丽莎白女皇政策颇有影响的外交家瓦特·雷利（WalterRaleigh）在其《世界史》（64年）中论及中国时有两处使用了门多萨著作中独有的资料：其一，在谈到印刷术时，雷利写道，德国人谷腾堡有关印刷术的“发明”是受东方世界的启发，而且中国人早已使用这种技艺。其二，当他谈到东方人应当享有的荣誉时，他把率先使用火炮和大炮列在其中，并提到曾有葡萄牙人证实过这点。 曾德昭是耶稣会士，63年到达中国南京，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他在中国呆了22年之多，跨越了万历，天启，崇祯三个时代，基本已经属于明朝灭亡的前夜，但他所记载的中国绝不是清朝御用文人笔下，在明廷极端黑暗腐败的高压统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极端痛苦的场景。相反，那时候的明朝依然是相当的富裕繁荣，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如果把笔下的明朝末期的中国和年英国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马嘎尔尼记载下满清统治的中国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明朝末期的中国居然远比那个所谓康乾盛世的中国富裕文明的多，各方面都优越的多。 “他们的住房因设计良好而便于住宿，整洁舒适” “他们种植许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们在各地，即使小村镇，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猪肉，牛肉去骨售卖，他们的鹿肉很少，也不怎么爱吃它” “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引者注：这里指的是广州）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箱各类丝绸，每箱装有00匹真丝，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段，还有块金子，及每块重2盎司的块金锭，此外的货物还有瓷盘，镀金器皿，糖，中国木，大黄，麝香，……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 “（浙江）论富庶它超过许多其他省，可以称作中国商品潮流的最佳源头。它的特产是丝绸，无论生丝还是成品，也不管是茧还是原料，都运往各地。总之，中国输出的丝绸，都产自该省”
“南方九省的最后一省是南京，……是中国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的精华。……其西部地区最富庶，盛产棉纱，……仅在常州城（Xanuchi）城及附属广大地区，就有20万台织布机。……由于织布机小巧，一间屋子内常常安放许多台，差不多所有的妇女都从事这种行业” “南京城……我认为它是全国最大最好的城市，优良的建筑，宽大的街道，风度优雅的百姓，以及丰富优良的种种物品。它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各处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此外，无数的宫殿、庙宇、楼塔以及桥梁，使城市显得非常壮丽。” “中国人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里有的东西，街上几乎都有售卖。……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葡人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点）” “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6、7世纪时，中国与西方国家是各有所长，一方对另一方并没有形成一种优势。而8世纪，当欧洲已经走出“7世纪危机”的低谷，经济全面复苏，海外殖民扩张取得辉煌的“战绩”时，中国却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倒退。此时，“欧洲中心论”弥漫在整个西方世界，后来西方产业革命以后，“中华帝国”的光环在欧洲人眼中已经失去了往昔的光辉。尽管在8世纪的欧洲一度掀起“中国热”，但同时对中国的批评已经开始。后来，在中国社会“停滞”论的一片喧嚣…… 这是为什么呢？从时间段来看，其实是一目了然，在7世纪中叶的年，从中国返回欧洲的曾德昭记载的那个“相当的富裕繁荣，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的明朝已经于年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号称初期“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朝。在这期间，外国人的记录有力的驳斥了这种虚假的“盛世”。经“康乾盛世”的“励精图治、文治武功”最终使中国落后贫穷到什么程度，引用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一句话一目了然：“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诗人唐甄在山西做过知县，亲眼目睹了清朝统治之下的痛苦生活，他著有《潜书》，里面提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亲眼看到山西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可见所谓的“康雍乾”，其实都是被拔高的侏儒，在后金的统治下，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是相当痛苦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所谓“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这与唐甄的记载完全吻合，可见确实是实情。 《爱丁堡评论》文章提到，虽然“乾隆可汗”曾指示：“俟该贡使到时，必须整列队伍，以肃观瞻。”但马戛尔尼还发现清国的武装部队如同一群叫化子，不堪一击。马戛尔尼发现社会上普遍的贫穷和不安定——这跟陈弘历可汗希望他发现清国富庶的目的，恰恰相反，因为沿途他看见太多的乞丐和太多的破陋而荒芜了的建筑，以及大多数清国人过着低水准的生活。马戛尔尼认为，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清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且残酷"。 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此时距离郑和宝船出海已近年（年-年），距离万历年间明军艘舰艇歼灭日本海军艘战船于露梁海战95年，距离明朝水师五度击败荷兰海上马车夫确立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54年，中国航海已经衰落到被人看不起，并加以耻笑的地步了…… 当时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的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以上引自《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佩雷菲特著） 通过英国使臣的叙述，可见明帝国曾经作为海上军事和贸易强国的辉煌与荣耀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回顾一下明朝末期中国的航海水平： 年，明朝海军出动艘战舰，开赴朝鲜露梁与日本交战，此战一举击沉日本战船艘。此舰队无论从船只数量，兵力人数、火炮数量、船舶排水总量，火炮技术水平（后装填速射炮，弹丸不弱于85年英国海军的24磅炮）、单艘船只的战力（吃水6.6米，可容人，数十门后填装速射炮的一号福船），都超过年共有船舰30艘的西班牙“无敌舰队”。 与英国比较，年的明朝封舟和同时期年英国建造的当时西方最大的战舰“海上君王”号是相当的。 封舟长66米，宽9.8米，仓深6.5米，吃水4米，海面高度2.5米； 英舰长5米，宽4.7米、深23.7米，吃水6.8米，海面高度6.37米。 不仅如此，明朝后期的海战战术战法也极为先进，郑氏水师独步海疆的“五五制”战舰队形和指挥系统，即利用“五点梅花阵法”将对方“线形队列”分成几段，形成局部围攻以后，用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RakingFire），此战法比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Nelsontouch）早出现了一百多年……即便是到了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的年，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Nelsontouch）都还没有出现。 由此可见，清朝“盛世”期间对比明朝末期，其倒退程度简直是惊人的。 马戛尔尼通过对清朝“盛世”的访问，得出以下结论： ）“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 2）“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 3）“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4）“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一个国家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 5）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都被人家鄙视到了如此地步，乾隆居然还有脸皮说出这样的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这简直和曾德昭笔下的明朝时期是两个概念——“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可见，如今流传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国人“愚昧僵化、盲目自大、井蛙观天”的根源，并且也是导致国人对西方外来事物不屑一顾或者一律看成是奇技淫巧的根源，这样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是对中华文明的诋毁~！而真正闭关自守的是清朝无疑。 明朝的中国人眼界宏大，心胸开阔，能热情积极的引进吸收外国先进的事物，当我们回顾明朝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也曾有过科技革命的前奏，也曾有过大航海的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排斥西学，明朝在航海、铸造、地理发现、天文研究、数学、物理学等等重要领域进行过可贵的探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惜在明朝灭亡以后的两百多年里，中华文明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倒退，近代百年的国耻让人十分痛心，甚至有人认为是中华文明本身出了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误解是不对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从来都不排斥科技与进步思想，这种误解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掩盖历史事实而编造的谎言，这是十分可耻可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