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外医学交流三国以后，与外国的陆上、海上交通均已逐渐发达，交往逐渐开展，其间自然也带来了医药卫生方面的交往。一、中印医学交流中印两国，都是古代的文明古国，各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两国的医学在古代都已十分发达。早在后汉时期波斯籍佛徒安世高开始翻译佛经，其中即有涉及医学的一些内容，如关于胚胎发育的内容，就出现在《地道经》中。古印度医学是吠陀时期出现的，称为“寿命吠陀”，或称阿输吠陀，其内容大致有八个方面，体现在后代古印度医学遗留的一些医学著作中如伐八他氏（Vagbhata）的《八支心要集》，此八支的内容包括内科，又称身病医方又称之为身患），外科，小外科又称利器医方，鬼病方科，小儿科或称看童法，毒药科又称恶揭陀药科论，亦即解毒学，长寿科及性医学。由于两晋时代佛学已经陆续输入我国，而古代印度佛学中有五明学，其中之工巧明即包括寿命吠陀在内，这就难怪两晋以后，印度医学曾在我国产生一定的反响。如佛学讲究四大学说，葛洪《肘后备急方》经梁陶弘景整理后，就把它更名为《补阙肘后百一方》，并且提出：“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这些都是受印度的“四大”学说的影响的。我国对印度的医学上曾有过一些影响，如六世纪的高僧宋云在其《行纪》中，就介绍了华佗医术在印度传播的情况。我国的药物，早就通过丝绸之路输入印度，被誉为“神州上药”，这从唐代僧人赴印度取经归来所写的著作中可以见到。二、中日医学交流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就有友好往来。早期的日本在与中医学的接触方面，主要是通过古代朝鲜进行的，其后，我国与日本的往来就比较频繁。日人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指出：“《宋书》和《南史》中所载日本和南朝的往来虽然主要出自政治关系，而来往于汉人的文化中枢南朝首都建康前后既达八次之多，亲眼看到中国宫庭中庄严的仪式礼节和汉人的灿烂的文化生活，必然带回一些新知识，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发生很大的影响。应该说，在本时期的早期，中医时日本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如日本仁德天皇时，当时朝鲜的韩医方即传入日本”。（史世勤《中医传日史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后来，允恭天皇、雄略天皇（五世纪）、钦明天皇（六世纪）曾先后向朝鲜求医，有的是因为皇室成员或天皇本人患病，有的是时疫病流行。朝鲜曾应请分别派出金波镇、汉纪武及其他医家去日，以“韩医方”开展治疗，而当时之韩医方即是中药为主的医疗体系。公元年，日本钦明天皇时期，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共一百六十四卷到日本，对该国后来古代医学，尤其是针灸医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此后，日本的医学发展很快，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医家和医著，如公元年出云广员的《大同类聚方》，是为最早的日本汉医方，深江辅仁有《掌中要方》、《本草和名》等，也都较有影响，其他医家还有和气广世、小野根藏等，也都是有名汉方医家。这些都与这时期汉医方的传入所打下的基础密切相关。三、中朝医药交流中朝两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与朝鲜之间医、药、卫生等方面交流已经开始。中朝医药交流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更频繁和深入。早在公元四世纪中叶，中国僧侣顺道、阿道、摩罗难陀和墨胡子等携汉译文佛经相继到高句丽（公元72年）、百济（公元8年）和新罗（公元22年）。由于佛典“五明”中就有“医方明”，所以僧侣本身知医药会施疗（金斗钟：《韩国医学史》，第2，6，7，1，8页，韩国探求堂，年版）。据朝鲜《三国遗事》卷三“顺道肇丽”，“阿道基罗”条的记载，当时去朝鲜的中国僧侣顺道、阿道、墨胡子等会施医疗，出入于宫廷，边传教，边施疗（然禅师撰《三国遗史》，第，20～页，韩国学友社刊，年改订版）。加之，以施疗为主的僧医也逐步增多，曾一度在朝鲜颇盛行僧侣医学。随后葛洪《肘后方》、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也相继传去，中国养生法及炼丹、炼金术，朝鲜称它为“仙道术”，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金屑，辟恶而有毒，不炼服之杀人，高丽……成器炼熟可服”（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百济把葛氏《肘后方》的治肺痈方和治丁肿方收载于《百济新集方》里（金信根：《韩医药书考》第1页，汉城大学校出版部，年初版），据《周书》载，百济“兵有弓箭、刀梢……其秀异者颇解文，又解阴阳五行……又解医药卜巫占相之术。”（《二十五史》，“周书”，第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年版）。时隔二十年后，中国陈文帝天嘉二年（），吴人知聪携内外典《本草经》、《明堂图》等16卷医药书赴日，途中路经高句丽，在高句丽传授了汉医学，（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古籍文学大系》分卷，“日本书记”（下）“卷19”,第页，岩波书店，5年版），更进一步地促进了朝鲜医学的发展。医事制度方面，朝鲜百济按照中国南北朝时期将医者与药者分工成为太医丞和药藏丞的作法，设置了医博士和采药师。（金斗钟：《韩国医学史》，第12，6，7，1，8页，韩国探求堂，年版）。本时期，中朝两国间的药品交往亦较密切，陶弘景撰《本草经集注》里收载的高句丽、百济所产和使用药材就有人参、金屑、细辛、王味子、款冬花、白附子、蜈蚣、昆布、芜荑、银屑等，且对药材形状和药性做了详细记述，如对人参记述“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次用高句丽，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再如对款冬花记述“第一出河北，次出高丽，百济，其花以大菊花。”（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四、与其他国家的医学交流古代的越南属交州辖地，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些有关交州的记载。如贾思勰《齐民要求》，晋·稽含《南方草木状》等，都载有交州的物产，其中有些与医药有关。如：《异物志》提到交州的椰树，说它”实如瓠……食之美于胡桃味也。肤里有汁斗余，其清如水，其味美于蜜，食其肤，可以不饥；食其汁，则愈渴。”《齐民要术》引《南中八郡志》说：“交趾特出好桔，大且甘，而不可多啖，令人下痢。”书中还提到诸如扶留蘖、桶子、槟榔、鬼目等也都可供药用。当时越南输送到中国的香药有沉香苏合香等。南齐时，苍梧道士林胜在越南行医，以温白丸治，下腹胀满颇效验。《南齐书》还载有“林邑国传”，其中有关于丧葬等卫生习俗的内容，如说人死后“燔尸中野以为葬，远界有灵鹫鸟，知人将死，集其家食死人肉尽，飞去，乃取骨烧灰投海中水葬。”《南史》记载、扶南（即今柬埔寨）国王遣使送中国以郁金、苏合香等。干陀利国、婆利国（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输送给中国物品内有香药。我国医学在这一时期也传入阿拉伯地区。如西晋王叔和《脉经》，就曾传到该地区，后来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的《医典》中。就反映了《脉经》中关于脉象的内容。另外，我国还从其他国家输入一些医方书。如《隋书·经籍志》所载的《乾陀利国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五卷，据考证。此乾陀利在刘宋时为干陀利，即今之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其中之治鬼方或与印度八支中之鬼病科相似（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第二节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中外医学交流隋与先唐时期曾把道教奉为国教，不少帝王热衷于炼丹饵药，炼丹道士出入宫庭，出现了不少炼丹家和炼丹著述，其中许多有关制药和化学的知识及技术已相当成熟。此外也掌握了炼丹过程中调节炭量和燃烧时间来控制温度的经验，知道了“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密（当是“蜜”字之误）烧之”会发生“焰起，烧手面及屋宇”的现象，炼丹中所得到的化学药物，在唐代医药学上得到广泛应用。孙思邈在《千金方》记载的飞水银霜方和“太一神精丹”的制备，《唐本草》记述的齿科填充剂等等，真实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于是医学在隋唐时期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外交流频繁，以及隋唐统治者对医学的重视都对医学发展和进步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唐代的统一，丝绸之路畅通，这条通道上的交流更为频繁，长安是此路的起点。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明显发展。通过这条道路，我国同中亚、南亚、伊朗、阿拉伯，直至欧洲都保持着联系；唐中期以后，海上贸易也发达起来，唐政府开始在广州设“市舶司”以管理国际贸易，造船技术与此相应也有很大进步。随着天文学进步，利用日、月、星辰来确定航行方位的天文航海技术亦进步熟练，更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达和海上航路的扩展。在此时期，如传统的纺织、矿冶、陶瓷、造纸等手工业技艺也都达到了新水平。造纸手工业已遍及全国。雕版印刷术在隋唐之际问世，是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发明。雕版印刷工艺简单，费用低廉，印刷便捷，较手写传抄优越，因而被迅速推广，当时印刷主要用于印佛经、佛像。印刷术发明不仅推动了国内文化科学的发展，还相继传入新罗、日本，以至中亚和欧洲，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传播。唐代绘画、书法、雕塑、音乐都有很高成就，敦煌莫高窟壁画和雕塑窟洞中，唐窟约占一半，其他虽以佛教故事为主要题材，但亦存不少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内容。其中包括反映医药卫生的壁画，可见这个事情中医药随着丝绸贸易。在这个时期，国富民强，百业兴旺，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交流，长安成了中外文化与经济交流的中心。医药学，在隋唐时期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繁荣，而且由于当时中医学处于领先地位，对近邻如日本、朝鲜等国的影响更大。当然，中医药在中外医学交流中，也吸取了国外的用药经验、处方、药物，甚至医学理论。这些相互间的交流，对发展和丰富中国医药学，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对促进世界医学发展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据《隋书》新、旧《唐书》等记载，其时与我国有过交住的地区和国家有九十余个。由于历史的变迁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疆域也不断发生变化，在此只能就当时国家之属于现代的国家或民族地区为依据来讨论中外医药交流的问题。一、中朝医药交流中朝之间的交往相当频繁，高名丽、百济、新罗都曾派学生来我国留学。因新罗等国不断派遣子弟来中国求学，不仅中医药学传入朝鲜，中国的医事制度亦为朝鲜所接受。如公元69年，新罗置医学博士二人，以中国医书《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等科目教授学生。后又增加《新修本草》课程，显然是仿照中国医学教育而施行的。中医的医学典藉如《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和《外台秘要》等陆续传入新罗。公元年，唐政府颁行《广利方》，令各州府县抄写流传。新罗当局得知，即遣使向唐政府请求该书，《刘梦得文集》载有刘禹锡于贞元十九年(80年)九月十七日代淮南杜相公论新罗请《广利方》所写奏本，由此也可见朝鲜政府对中国医学之重视。朝鲜医学也传入中国。如《外台秘要》记载了“高丽老师方”。《证类本草·威灵仙》下记有：“唐贞元中，高阳子周君巢作威灵仙传云：先时商州有人重病足不履地者数十年，……遇一新罗僧见之告曰：此疾一药可活，但不知此有否?因为之入山求索，果得，乃威灵仙也。使服之，数日能步履。可见朝鲜僧在公元八世纪时已在中国活动和进行医疗。公元72年，唐政府颁行的《广济方》中强调应用高丽昆布治膀胱结气者（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9，昆布P.，人民卫生出版社，年），反映了唐代医家对朝鲜药材的重视和信任。除医方之外，朝鲜的人参、牛黄、昆布、芝草等药不断输入中国，为中国应用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朝鲜药材也较多见载于本草著作，如《本草拾遗》载有新罗产药材蓝藤根、大叶藻和昆布；《海药本草》里载有的附子等。此外，《海东绎史》卷26中载有新罗产药材土瓜、海石榴、海红花、茄子、石发、海松子、桃、榛子、腽肭脐等。由上可见，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中朝两国医药相互交流之盛况。二、中日医药交流隋唐时期，日本正是推古天皇时期，圣德太子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他向我国派来留学生，直接把儒教、佛教思想等带回日本，同时还把我国的医药带回国去。如公元年，日本政府派小野妹子等来我国，其中有药师难波惠日、倭汉直福音等前来学医，可谓是日本最早派来我国学医的留学生。小野妹子学成后得《四海类聚方》三百卷以归（松尾东洋《皇汉医学沿革之展望》P10，《皇汉医学从书》第十四册，世界书局，年），惠日等在我国居住有十余年之久，于公元62年回国，携带有《诸病源候论》等书。惠日回国后在日本传播中国医学7年，又于公元60年和65年第二次、三次来中国深造。以后，来华学医的日本学者，较著名的还有管原清、管原捤成等。此外尚有传到日本的药物，从日本著名皇家文物仓库“正仓院”收藏的药物可见一斑。公元年日本圣武天皇逝世后，光明皇后把宫庭所存药品送到“正仓院”。其中有中药约60种，包括麝香、犀角、人参、大黄、龙骨、肉桂、甘草等，至今仍保存于正仓院中。日本大宝年以后，更加全面地模仿唐代的文化，中国的医事制度也为日本所效法。公元年8月，日本文武天皇颁布“大宝令”，其中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医官等设置，完全采纳唐制。如疾医令规定于中务省设正、佑、令使、侍医、药生等官职，宫内省设医师、医博士、医生；针师、针博士、针生；按摩师、按摩博士、按摩生；咒禁博士、咒禁生；药园士、药园生等职务，规定医生、针生分科习业，医生必修《甲乙经》、《脉经》、《小品方》、《集验方》。针生则必修《素问》、《针经》、《明堂》、《脉诀》、《流注经》、《偃侧图》、《赤乌神针经》等。学习年限：体疗、产科、针科均为7年；创肿、少小为5年；五官科年；按摩、咒禁年，上述这些明显具有唐代中国医学的特点。除派遣留学生如和使者前来中国学习和考察外，日本还邀请中国学者去日本讲学和教授。如公元75年，我国高僧鉴真应邀东渡日本。他在传律讲经同时，还传授中国医药知识、鉴别药材的方法等，对日本双方医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中国医药传入日本以后，得到日本朝野重视，在日本出现了许多以研究中国医学而著称的学者，他们撰写了不少研究中国医学的巨著。如公元年日本平城天皇的侍医出云广真等编成《大同类聚方》卷，就是参考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黄帝内经》、《针经》、《脉经》、《甲乙经》、《小品方》、《新修本草》等书而成的。据藤原佐世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载，当时日本官方所存中医药书籍已达16部，卷。其中包括不少后来在我国散佚的书，如《新修本草》、《小品方》、《集验方》等。这些书都是通过日本来我国的使节、僧人、留学生，以及赴日的唐人带去的，可见中医当时在日本之鼎盛。三、中越医药交流隋唐时期，中越之间的交往也更频繁，中国许多名士如沈佺期、刘禹锡、高骈、樊绰等人都曾去过越南，医药随之传入越南更多。《玉堂闲话》记载，当时有中国人申光逊者，曾治愈一越南人之脑痛症，唐代名医孙思邈在越南被当作医神塑于先医庙中供奉。在中越互相交住中，越南医药也通过贸易通商相互赠礼品，不断传入中国。如位于今越南中部之林邑国(至十五世纪时为越南黎王朝所并)，曾多次遣使来中国。带入沉番、琥珀、犀角等等药物。在唐代的一些本草著作如《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书中，收有不少越南药物，如白花藤、丁香、庵摩勒、毗黎勒、詹粮香、诃黎勒、苏方木、白茅芋香、榈木等。此外，越南的成药也有传入。如《太平广记》引《宣室志》称：“安南有玉龙膏，能化银液，唐韩约携以入中国”。因此，在中越医药交流中，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四、中印医学交流隋唐时期，由于佛教在中国盛行，中印之间关系更为密切，不少僧人互相往返，促进了中印之间的医药交流。公元～65年间，唐朝僧人玄奘在印度取经，曾有《大唐西域记》，给我们提供了印度医学随着佛教而传入我国的线索。如该书记叙：“其婆罗门学四吠陀论：一曰寿，谓养生缮性；二曰祠，谓享祭祈祷；三曰平，谓礼仪、占卜、兵法、军阵；四曰术，谓异能、伎数、梵咒、医方。……”“病死：凡遭疾病，绝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差，方乃饵药，药之性类；各种不同；医之工伎，占候有异。”（玄奘：《大唐西域记》卷2）。唐僧义净，于公元年去印度，在印度渡过了二十五个春秋，已向印人介绍过中国的本草学、针灸学、脉学、延年益寿术等知识。他还对中印两国的药物作了比较，曰：“须知西方(指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玄奘取经称作西域的地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且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西方则多足诃黎勒，北道则时有郁金香。他和玄奘的活动足以说明中印、中尼、中巴之间的医药交流在唐代是很繁荣的。隋唐时期也大量传入了印度医药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等。在中印僧人翻译的不少佛经中，包含有不少印度医学的内容。如隋代天竺三藏阇那崛多，《不空羂索咒经》，其中有用药物苏摩罗(栀子)、因陀罗波尼草(香附子)等多种药物、香科制成的药丸并加咒语治一切“鬼病”恐怖症；唐义净三藏译《佛说疗痔病经》、《曼殊宝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前者介绍了痔的分类，后者介绍用咒语及配合药物治疗内、外、妇、五官等科疾病。医药内容随佛经传入，是中印医学交流的一个途径。而佛经是随佛教而来，译述佛经者亦是高僧。因此，佛教在中印医学教流中亦起了促进作用。此外，尚直接译进了不少印度医籍。据《隋书》、《唐书》记载有十一种，七十八卷。王焘《外台秘要》中曾引用“天兰经论眼”，也说明印度眼科专著已引起当时中国医学家的重视。隋唐时期，有不少印度产药物，作为贡品传入中国。如：郁金香、龙脑香等等。隋唐时期，印度医也有来华者，以眼科医为多。刘禹锡曾有《赠眼医婆罗门诗》（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7，P51，四部丛刊缩编本，商务印书馆，年），就是印度限医一例。此外有印度来华的“方士”，如曾为唐太宗炼制丹药的那罗迩娑婆及总章元年（）来华的婆罗门卢伽逸多等，（同（）卷51，P），这些方士皆是兼识医药者。印度医药的大量传入，影响及当时中国的医学，因而在隋唐时期完成的医药著作中，印度医学理论的“四大”说，均有述及。如《千金要方》中曰：“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1，P人民卫生出版社，），《外台秘要》则曰：“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风火，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骨肉肌肤，块然而处，上地大也……”（王焘《外台秘要》，卷21，P，人民卫生出版社，），除理论外，医方、医法也有传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记载有耆婆方十余个及天竺按摩法：《外台秘要》除载有“天竺经论眼”外，还有转引之“近效莲子草膏”（王焘《外台秘要》，卷1，P，人民卫生出版社，年）。《千金翼方》中的咒禁内容及隋唐咒禁科的出现，显然也受到印度佛教医学之影响。五、中国与阿拉伯诸国的医学交流公元七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崛起了伊斯兰教国家，大食，即阿拉伯帝国，中国与大食的交往甚频繁，在公元～年间，大食正式遣使来唐者有7次之多。其使携带来献的方物中包括有药物，《宋史·大食传》也记曰：“唐朝永徽以后屡次入朝而献方物。”据《本草纲目》记载来自大食之药物有：马脑、无名异、阿芙蓉、薰陆香、麒麟竭、苏合香、无食子、诃黎勒、丁香等。大食是唐代对阿拉伯帝国之称呼。故宋、明记载之大食国产药物，当多系隋唐时传入的。隋唐时期，中国的炼丹术、脉学、本草等内容也传入阿拉伯。如生活于相当宋兴之世的誉为医学名父的伊本·西拿，西欧人称阿维森纳(～)的著作《医典》中就有受中医学影响的迹象，如《医典》记述的8种脉象中，有5种与中医脉象相同；关于糖尿病患者尿有甜味，高热病人有循衣摸床的征象以及药物来源等。因而，《医典》也是隋唐时期中阿医药交流的反映。古比波斯，即今之伊朗，在整个唐代都有波斯商人来中国经商。公元67～年间，波斯使节来中国有28次之多，不少使节携有香料、药物等。如公元70年波斯王子继忽婆来朝献香药、犀牛等，中国本草中还记载有密陀僧、绿盐、阿月浑子、无石子、阿魏等波斯传入药物，可见皮斯药物也丰富了中国药学的内容。不少中国化了的波斯人及其后裔，也对中医学作了重要贡献，如唐末五代著名诗人兼药学家李珣，传为波斯商人李苏沙之后，其家以贩卖香药为业，有丰富的海药知识。他撰有《海药本草》，基本上是一部总结和记述波斯等海外传入中国药物的著作。与此同时，我国也有许多药物向阿拉伯国家输出。如肉佳、芦荟、樟脑、生姜等。依宾库达特拔之《省道记》载中国。出口货有戈菜伯、吉纳胶、芦荟、樟脑……肉桂、生姜等”。六、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医药交流隋唐时期，在今之东南亚有诃陵、堕婆登、狮子国等古国，与我国的交往也很密切。诃陵，又名阇婆，即今印度尼西亚之爪哇岛。“元和八年，道使献……频加鸟并异香；”“十三年十一月，献……玳瑁盖、生犀等”。此外还有诃陵商人传入的医方。据苏颂《图经本草》记载：“破故纸，今人多以胡桃合服，此法出于郑相国。自叙云：予为南海节度年七十有五，越地卑湿，伤于内外，众疾俱作，阳气衰绝，服乳石补药，百端不应。元和七年，有诃陵国舶主李摩诃，知予病状，遂传此方并药”。讫今为临床常用之温补肾阳用方。堕婆登国在诃陵国之西（当亦在爪哇、苏门答腊一带)“贞观二十一年，其王献古贝、象牙、白擅等”。地处丝绸之路中段的古国如吐火罗、罽宾、个失密、泥婆罗等国，在隋唐时期与中国的往来也密切，随着相互的贸易往来，医药上也得到交流。如：吐火罗国（古之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曾多次遣使进贡。“开元八年。献……异药。至十二年。遣使献胡药乾陀罗等二百余品。……十八年。巡使献红颇梨、碧颇利、生马脑、金精及质汗等药”。罽宾（为西域古国名）、指今阿富汗东北一带地方及克什米尔一带。唐代称个失密，或作迦湿迩罗，即克什米尔的古译，据史书记载罽宾与中国的交流有：“贞观十六年，遗使献耨特鼠，喙光而尾赤，能食蛇。有破蛇螫者，鼠辄嗅而尿之，其疮立愈”。“开元七年，遣使来朝，进《天文经》一夹，《秘要方》并蕃药等物”。个失密“开元初遣使来朝。八年……献胡药”。泥婆罗国，指今尼泊尔，“（贞观)二十一年，遣使献波蓤菜、浑提葱”。此二者皆为药物。在隋唐时期史书中所记载的与之有医药交流的国家尚有昆仑、拂懔等。昆仑，我国唐代前后，泛指今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同时，我国古代又称黑肤人为昆仑，故从广义讲，昆仑亦包括了今部分非洲国家。唐本草中记载来自昆仑的药物有木香、益智子，肉豆蔻、骨路支、滨榔、丁香、檀香、阿魏、苏方木、白檀香等。拂懔，又作拂临、拂林、拂菻即汉之大秦。隋唐时所谓拂菻即东罗马帝国。据《新唐书》记载，拂菻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欧阳修《新唐书》卷下，P，中华书局，年），是穿颅术从国外传入中国之记录，《旧唐书》则载有“乾封二年(年)迫使献底也伽”，说明七世纪中期，底也迦已从拂菻传入，而在显庆二至四年(～)编写的《新修本草》中已有“底野迦”的记载，曰“出西戎”，则也是一个旁证。底野迦是由许多种药物制成的，其中含有鸦片。提制鸦片的植物为罂粟，也是从唐代才为唐医家陈藏器以“罂子粟”为名收入他的本草著作《本草拾遗》中。第三节 两宋时期中外医药交流宋代是我国科技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和应用是它的重要标志。由于中外交通日益发达和内陆漕运的需要，宋代造船业较前大有发展，海船航行中有“指南针”，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航海事业。中国磁器、茶叶等大量出口，而南亚、中亚各地所产药物、香料等又大量输入我国，以至有宋一代，使用辛香药物逐渐增多。还应指出，宋代文化事业发达，是和造纸与雕板印刷术的飞跃发展分不开的。我国利用竹子造纸，原料无缺，加上技术进步，使造纸业发展很快。至于雕板和印刷，虽创始于唐代，但至北宋时，我国南北各地均拥有一批雕板高手，当时官修多种书籍规模很大，也促进了我国雕板事业的发展。北宋中期毕升发明活字板，更标志我国印刷事业的进步。北宋中期，还有一些文人对宇宙起源，以及人的精神，(理)和物质(气)的依存关系等哲学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各自发挥了义理性命的论说。到了南宋，著名学者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对太极、理气作了全面总结，提倡欲存天理必须克服人欲，其理论很符合封建统治者需要，因此很受重视。后世更被推祟为儒家正统。另外，从北宋开始，历朝皇帝都很祟信道教。如宋太沮赵医胤纂修《开宝本草》就吸收道士马志参加。宋太宗纂修《太平圣惠方》，主撰者王怀隐也曾当过道士。宋太宗还曾诏见华山道士陈博，并赐封号。至真宗时，他续修《道藏》，在各地大建道观。至徽宗赵佶时，对道教更加祟信，他曾封道士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而自封“教主道君皇帝”。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赵佶主持编纂的医学书籍《圣济经》和《圣济总录》，其中的相当篇幅反映了他崇信道教思想的内容。北宋历朝皇帝对医学之重视，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文臣武将也多中科医院用爱心承担责任北京哪家医院白癜风做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