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多长的中医史，就有多长的用香史。香和中医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最初期都和宗教祭祀密不可分。自先秦以后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医与宗教（巫）分离自成体系；中国香文化的发展也跨越了宗教和祭祀的范畴，进入到生活，文学，艺术……领域，渐渐形成了独立的文化形式。在中国有文字以来的数千年文化史上，中医和香两者相辅相成，从未分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香药和中药本为一体。清代“外治之宗”吴师机撰写外治法专书《理瀹骈文》，阐述中医外治理论，为发展中医外治法做出了巨大贡献；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所导者，“法耳”。中国香文化发展至今流传于世的香谱（如《香乘》，《陈氏香谱》，《汉宫香方注》，《后主香药方》，《隋炀帝后宫香药方》《洪氏香谱》）所用的数百种香料皆为中药材。在中国香文化历代遗传下来的香谱中都把所用香料称为“香药”。中医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本草著作（《神农本草》，《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海药本草》……）所记载的两千多种中药材，有五百多种出现在历代遗传下来的香谱之中。
中医香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医药起源到纯粹医药经验的积累，再经过理论总结形成学术体系并不断丰富和完善，在不同历史阶段亦表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特点：
（一）中医香疗的起源与积累——先秦时期
远古时期，原始人在烤火取暖、煮食或点燃篝火防兽时，选用植物作燃料，发现植物在燃烧时散发的芳香气味被人吸闻后可能会产生一些作用，慢慢地给原始人以启发，这可能就是中医香疗的起源。
夏商时期就有关于中医香疗的记载，殷商甲骨文中记录了芳香药物及中医香疗专职人员分工：如“紫（柴）”“鬯”（chang，芳香的酒）及“臭”（专门负责熏香职务的人称“臭”）和“工”（从事“艾灸”“熏香”的具体工作人员称“工”）。周代已有薰香、采香的习俗，如《诗经》有“采艾”“采萧”等采集药物的诗歌；《周礼》有以“剪氏掌除虫物，以攻荣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虫之事。”，“焚牡菊以灰洒之”等薰香防治害虫的描述。
春秋战国时期中医香疗经验逐渐丰富，如《离骚》中载有44种香草且大多可供药用；《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九歌.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华採衣兮若英]。《山海经》中收载中草药百余种，其中薰草（零陵香）、药（白芷的别名）、桂、芎?等，还记载了佩香可以驱疫防病，是描述佩香疗法的较早文字记载。此时，艾也逐渐为广大百姓所接受，如《孟子》中载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庄子》中有“越人熏之以艾”的说法。《神农本草经》载道:“香者,气之正,正气盛则除邪辟秽也。”
（二）中医香疗的形成与发展——汉唐时期
秦汉时期中医香疗从实践逐步上升为理论。《博物志》汉武帝时弱水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至乘舆间，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以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官中皆疫病，卒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瘥，长安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十余日，香犹不歇。帝乃厚礼发遣饯送。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批香囊、熏炉中发现，内有辛夷、佩兰、茅香、花椒、肉桂等芳香类药物；华佗《中藏经》中记述了用绛囊盛安息香来防治传尸、肺痿、时气、瘴疟等病；《神农本草经》集东汉以前药物学之大成，全书收藏药物种，其中芳香药物占10%左右；《皇帝内经》已能从方剂配伍、药性理论出发，运用芳香药物进行辨证论治；在《灵枢?寿夭刚柔》中就载有醇酒蜀椒姜桂方（醇酒、蜀椒、干姜、桂心），以棉絮、布巾浸药酒，用生桑碳炙，以熨寒痹所刺之处。晋唐时期中医香疗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芳香药物品格增多，补充了许多新发现药物和外来药物，如《新修本草》记载苏合香、阿魏、安息香、龙脑香等外来香药，在专述外来药物的典籍《海药本草》中收载了芳香药物五十余种，如青木香、荜苃、白豆蔻、丁香、零陵香、降真香、没药、甘松香等，一直为现代所习用。
第二、唐代的医家对香药和香品的重视，与当时推重养生、养性有很大关系。中医香疗方法不断丰富，在此阶段香薰法、香熨法、香佩法、香枕法已非常流行，如《肘后备急方》中就记载香熏疗法所用艾经点燃后，可直接作用于患处，有燥湿、避秽化浊之效。
第三、香方方剂逐渐增多。孙思邈修道，后世尊为真人，亦通佛理，倡导“养性”为养生祛病之本。其名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不仅大量医方使用了香药，还有品类繁多的香品，如熏衣香（熏烧或直接夹在衣物中），面脂手膏（涂敷、浸泡）等。《千金要方》中记载的“熏衣香”方就有五种，其一（香丸，熏烧）：“零陵香、丁香、青桂皮、青木香各二两、沈水香五两、麝香半两……又十八味为末，蜜二升半煮，肥枣四十枚令烂熟，以手痛搦，令烂如粥，以生布绞去滓，用和香，干湿如捺麨，捣五百杵成丸，密封七日乃用之。”《千金要方》记载：瓜子仁、芎藭、当归、杜衡、细辛、防风等制成香粉，饮服，可令“口、身、肉皆香”。以“丁香、藿香、零陵香、青木香、香附子、甘松香等制成蜜丸，可治口臭身臭，心烦散气”。
（三）中医香疗的总结与完善——宋元明清时期
宋元至明清时期，中医香疗不论从理论还是临床实践等方面都得到了全面快速发展，主要体现在：
第一、重视芳香药物的管理。宋代为了有效的管理香料的进口贸易，于太平兴国二年（年）专门设立香药管理机构——“榷易院”，创立了以乳香为主的进口商品专卖制度；北宋祥符年间（—年）政府设置香药库，管理出纳外来香药、宝石等物：宋代庞元英在《文昌杂录》中记载：宋真宗时，宫内有28个香药库，用来贮藏各地进贡的名贵香料。
第二、香药多用于饮品和食品，如沉香酒、沉香水、香薷饮、紫苏饮、香糖果子等等，影响最大的是当时使用香药的“香茶”。据《梦溪笔谈》记载，真宗曾以苏合香酒赐臣下补养身体，苏合香丸也因之流行一时：“王文正太尉气羸多病，真宗面赐药酒一注缾，令空腹饮之，可以和气血，辟外邪。文正饮之，大觉安健，因对称谢。上曰：‘此苏合香酒也。’”“安息香丸”，用沉香、安息香、天麻、桃仁、鹿茸等，可治“肾脏风湿，腰脚疼痛”等症状。有养生功效的方剂如《和剂局方》之“调中沉香汤”，可说是一种养生、美容的饮品。用麝香、沉香、甘草、龙脑、木香、白豆蔻制成粉末，用时以沸水冲开，还可加入姜片、食盐或者酒，“服之大妙”，可“调中顺气，除邪养正”，治“饮食少味，肢体多倦”等症，“常服饮食，增进腑脏，和平肌肤，光润颜色”。
第三、香药品种大量增多，香疗方法再次扩展。宋初《开宝本草》和唐慎微的《证类本草》等本草著作收录百余种香药，其中常见的有艾叶，麝香、乳香、龙涎香、沉香，笺香、檀香等数十种；到了明代的《本草纲目》更是广搜博采，丰富扩充了香药品种，其中记载了“香木”类药材35种，“芳香”类药材56种同时还介绍了闻法，熏法，涂法、擦法、敷法、扑法、吹法、含漱法、浴法等多种芳香疗法的给药方式。《本草纲目》：[吹鼻]——皂荚末、细辛末、半夏末、梁上尘，葱茎插；[线香]——大抵多用血芷、芎穹、独活、甘松、山萘、丁香、藿香、藁香、高良姜、角茴香、连乔、大黄、黄芩、柏木、兜娄香木之类为末，以榆皮面作糊和剂，以唧角笮成线香，成条如线也，亦或盘成物象字形，纸卷作捻，点灯置桶中，以鼻吸烟，1日3次，3日止，治杨毒疮；[兰草]——时人煮水以浴，疗风，故又名香水兰……
明代王肯堂著《证治准绳》[注1]载孙兆[注2]治一人满面黑色，相者断其死。孙诊之曰：非病也，乃因登溷[注3]，感非常臭气。而得治臭，无如至香，今用沉檀碎劈，焚于炉中，安帐内以熏之。明日面色渐别，旬日如故。（[注1]《证治准绳》：明代王肯堂著，这是一部具有医学全书性质的巨著，共44卷，记载各种疾病的症候和治法。王肯堂（约—），字宇泰，一字损仲，号损庵，自号念西居士，江苏金坛人。[注2]]孙兆：11世纪北宋医家，河阳（今河南孟阳）人，其父为尚药奉御孙用和，其弟孙奇，皆为当时名医。进士出身，官至殿中丞。著有《伤寒方》、《伤寒脉诀》，修订林亿、高保衡等校补的《黄帝内经素问》，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注3]溷：hùn，厕所。）
清代名医刘奎《松峰说疫》第二卷“除秽”一节写道：凡瘟疫之流行，皆有秽恶之气，以鼓铸其间。试观入瘟疫之乡，是处动有青蝇，千百为群。夫青蝇乃喜秽之物，且其鼻最灵，人所不闻，而蝇先闻之，故人粪一抛，而青蝇顿集，以是知青蝇所聚之处，皆疫邪秽气之所钟也。更兼人之秽气，又有与之相济而行者。凡凶年饥岁，僵尸遍野，臭气腾空，人受其熏触，已莫能堪，又兼之扶持病疾，敛埋道，则其气之秽，又洋洋而莫可御矣。夫人而日与此二气相习，又焉得不病者乎！使不思所以除之，纵服药亦不灵，即灵矣，幸愈此一二人，而秽气之弥沦布者，且方兴而未有艾也，可不大畏乎！兹定数方，开列于下，倘瘟疫之乡，果能焚烧佩带，则不觉，秽气之潜消，而沉疴之顿起矣。
第四、芳疗方剂广泛使用。《太平圣惠方》（中以香药命名的方剂如乳香丸、沉香散、木香散、沉香丸等约首；《圣济总录》中则以香药做丸散汤剂居多，仅“诸风”一门即有乳香丸8种、乳香散3种、乳香丹1种、木香丸5种，木香汤1种、没药丸5种、没药散2种、安息香丸2种、肉豆蔻丸1种；《普济方》中专列了“诸汤香煎门”，收集97方，并详细记载方药组成、制作、用法等，较全面地总结了15世纪以来中医香疗经验。
第五、中医香疗理论的深化发展。《本草纲目》中记录：植物性香药在植物整株上的位置与人体有自上而下的对应关系。一般来说，位于上者，如花、叶、果多轻薄，气味散发快，清爽提神，但穿透性不强，传播距离短，留香时间短。而越往下者，如植物的根部、树干，气味越厚重沉郁，香气散发速度也越慢，如檀香、沉香，安神、镇静的作用加强，香气穿透性强，很远都能闻到，而且留香时间长。
清代“外治之宗”吴师机撰写外治法专书《理瀹骈文》，阐述中医外治理论，为发展中医外治法做出了巨大贡献；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所导者，“法耳”。吴氏的外治法以中医理论为基础，以整体观为指导，既要分别阴阳，又要注重病因病机，审症求因，辩证用药，从而达到内病外治的目的。治法上主要依据三焦分部，以上、中、下三焦为纲，分别采用搐鼻取嚏、缚脐、坐于身下三法治疗，又称为三焦分治法。“所谓分三部者何也？人一身有上、中、下三部，而皆以气为贯，上焦心、肺居之，中焦脾、胃居之，下焦肝、肾、大小肠、膀胱居之”。外用药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膏药，依据处方经特殊的方法熬制而成；另一类是末药，即将药物粉碎成粗末状直接外用。吴氏外治膏药常用组方药物以气味芳香为主，如辛辣温热药（生姜、干姜，花椒，吴茱萸）、活血化淤药（红花、桃仁、川芎）及菖蒲，艾叶、细辛、木香、酒、蒜，芥、葱等，有利于刺激体表与穴位，增加渗透能力，畅通经络，正如其述：“率领群药，开结行滞，直达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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