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田敦煌医学是古丝绸之路医药学术成就

李金田:敦煌医学是古丝绸之路医药学术成就的明珠

李金田

甘肃中医药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甘肃省省级教学团队负责人。

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遗书中敦煌医学卷子在一百三十余种以上,其内容包括医理、诊法、本草、医方、针灸等方面。敦煌医学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由于敦煌医学卷子多夹杂在浩繁的佛教典籍之中,致使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医药界不能获见其全部内容。敦煌医学的研究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七十年代以前为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对部分医药卷子的原件复制、初步整理、编目及个别卷子的研究方面;八十年代以来为第二阶段,随着《敦煌古医籍考释》《敦煌医粹》及《敦煌中医药全书》《敦煌医药文献辑校》等著作的面世,标志着敦煌医学的研究进入了系统整理、全面研究的新阶段。进入21世纪,敦煌医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先后出版的《敦煌佛儒道相关医书释要》《俄罗斯藏敦煌医药文献释要》《敦煌佛书与传统医学》等著作中。

作为医学新宠的敦煌医学,从地名学角度上讲,敦煌莫高窟已于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珍贵文化遗产;从医学内容角度上讲,敦煌医学的内容包括涵盖了中医药学、藏医学、西域医学和印度医学,尤其在其相互交流与影响中产生的壁画医学内容及佛教医学内容;从医学体系角度上讲,敦煌医学体系仍属于传统医学体系,其体系不属于某一种医学体系,而是包括以中医学为主的多种医学体系,如其中的藏医内容属藏医学体系等。其学术价值弥足珍贵:

敦煌医学极大丰富了隋唐前后医学典籍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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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医学卷子填补了隋唐前后医学典籍之空白。

我国在公元四世纪至十世纪初,即六朝至唐末五代时期医学著作种类和数量就已相当繁多,仅隋唐史志中所记载的就不下二、三百种,这些著作除了极少数是汉魏以前的古医书外,绝大多数都系六朝以后的人所撰写,但这其中能够比较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肘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屈指可数的几部。而敦煌医学卷子就填补了这—历史时期传世医书的空白,如《黄帝内经》在敦煌医学卷子就有好几种,除P.《素问·三部九候论》外,尚有俄Дx、Дx《黄帝内经》节选本、俄Дx《黄帝内经》《难经》摘录注本、Дx《黄帝内经·素问》节选本等,这些均填补了隋唐前后《黄帝内经》研究的空白。2

敦煌医学卷广泛存在于隋唐史志所收书目之外。

隋唐史志所收入的医学书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敦煌医学卷子虽不在其所收入书目之内,但是不论书名方面或品类方面却在当时民间医书中广泛存在,如俄藏敦煌文献Дx的内容就是“妇科疾病民间单验方”。3

敦煌医学卷子是迄今为止我国现存最古的一批医书实物之一。

在本世纪七十年代,我国继敦煌医书之后,虽然又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医书、武威汉墓医书及江陵张家山汉墓医书相继出土,但数量却远不及敦煌医书。而敦煌医书正是由于其都是在中国刻版印刷术问世以前写成的墨迹,故远较之现存各种刻印本医书更为古老,也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敦煌医学为古医籍校勘和辑佚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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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种传世古医籍校勘提供了早期根据。

由于敦煌医书均是公元十世纪初以前的文献,因而可为隋唐及以前的传世古医籍校勘提供重要旁证。如:P.《三部九侯论》是组成《素问·三部九侯论》的一篇重要原文,因而可供校勘该篇之需;P.《病形脉诊》可供校勘今本《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一篇参考;S.《伤寒论》甲本及P.可供校勘今本《伤寒论·辨脉法》、《伤寒论·伤寒例》参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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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辑佚复原古医籍提供重要内容。

在我国历史上有些重要古医籍原书早佚,或虽有传本但已有很多残缺,而在敦煌医学卷子中保留有其佚文者可为辑佚复原古籍提供重要内容。如唐代初期由政府组织医官撰写的药典性著作《新修本草》一书,自宋代以后早无传本,仅有佚文散见于历代本草著作及其它文献中。在敦煌医书中有关《新修本草》的卷子共有四种,即S.、P.、S.及李氏旧藏(即李盛铎)均系早期不同的传写本。又如唐代盂洗撰写的《食疗本草》,原书早佚,仅存佚文,而S.76(食疗本草)残卷即为早期写本之一。再如佚名氏撰《张仲景五脏论》原书早佚,仅有部分佚文见《医方类聚》一书中,而敦煌卷子则有P.,S.,P.、P.、ДxV五种写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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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代研究提供了未见著录的古医籍早期传本。

这类著作在敦煌医学卷子中为数最多,如P.的《玄感脉经》、P.《明堂五脏论》、《青乌子脉诀》等均是。

敦煌医学是对古佚“经方”的重要发现

所谓古佚“经方”,是指汉以前医方的统称。在《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曾专门就“经方”涵义作了论述,并收载了“经方”类著作十一种卷,它们均是西汉以前的医学方书,但早已全部失传。张仲景等人所撰写的医书中虽引录了一些古“经书”的佚文,但缺遗尚多远非全貌,现在通过敦煌出土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却发现了不少久已失传的古代“经方”。此书虽非梁陶弘景原著,但系隋唐时人传录陶氏佚文而成。其时上距汉季未远,故所引录当时所见“经方”之文,多系北宋以后学者与医籍所未能得见者,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例如《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的小、大阴胆汤,小、大阳胆汤,小、大青龙汤,小、大白虎汤,小、大朱雀汤,小、大玄武汤等小、大“六神”汤方在弥补古佚“经方”以及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原文方面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敦煌医学充分反映了以隋唐时代为主的医药学术成就

1敦煌医学卷子某些医学理论记载明显早于其他论著。在敦煌医学卷子中,属于医学理论的专着不多。其中除医经类的两种卷子(即P.,P.)外,又可见于数种五脏论类著作,这些著作对五脏、经脉、俞穴等的生理病理的论述有些是在《内经》等古医籍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或补充,有些则是不见于传世古医籍或通行诸说者。例如:P.《玄感脉经》有:“九脏者,形脏四,头角、耳目、口齿、胸中也,……”一段,其中“头角”的功能是“精识之主”。而在《素问·三部九侯论》中虽也有相同记载,但后者却未记“头角”的功能。所谓头角是指头脑而言。而这种认为头脑具有精神意识即“精识”作用的提法在既知资料中,敦煌医学卷子的记载时代是最早的。2敦煌医学卷子中脉学体现了诊断学成就。在敦煌医学卷子中,诊断学成就主要是脉学。在S.《平脉略例》《五脏脉侯阴阳相乘法》《亡名氏脉经第一种》《亡名氏脉经第二种》,P.《玄感脉经》,P.《七表八里三部脉》《青乌子脉诀》等书中分别论述了诊脉部位、方法、脉象特征及主病等问题。这些脉学内容有些是直接承袭或辑录自王叔和《脉经》一书佚文者。如《平脉略例》中的寸、关、尺三脉的沉阴绝,浮阳绝及阴实,阳实等类脉象主病法;《五脏脉侯阴阳相乘法》中的五脏平脉与贼、实、虚、微四种脉象所致的脉象、病机、预后等。有些是与传世古脉学的著作记述互有出入或不见于传世医书者。如S.《平脉略例》中的十九种脉象主病;P.《玄感脉经》中的二十三种脉像主病及六种死脉脉象;P.《亡名氏脉经第二种》根据寸、关、尺三部的不同脉象主病所确定的用药处方及针灸等。又如P.《七表八里三部脉》中的脉诀除无“九道脉”外,与传世的《王叔和脉诀》内容基本相同,估计应是《王叔和脉诀》的一种早期传抄或节录本。3敦煌医学卷子保存了本草学重要著作的若干早期传本。在敦煌医学卷子中保存了南北朝及唐代四种重要本草学著作的若干早期传本。其中的《本草经集注》和《亡名氏本草序例》(S.)均是药物总论,主要论述药物的三品、配伍、气味、采制、剂型、主病之法、分量、炮制、诸病通用药、解诸药毒、不宜人汤酒病及药物七情等药物的应用。《新修本草》是唐代政府组织医官篡修和颁行全国的药学专着。敦煌医学卷子共有四种残本。所存药物总数虽然只有46种,较之原书药数种尚相差甚多。但它们均是现已发现《新修本草》最古的抄录本的实物,因而是非常宝贵的。S.76《食疗本草》一书残卷共存可供食用的药品26种,每种又各附有医方共82方。此外在敦煌医学卷子中对地道药材的应用也很重视,如P.《张仲景五脏论》的单验方中的“河内牛膝”、“上蔡防风”、“中台麝香”等。同时在某些医方卷于中还提供了道家所用的药物隐名的资料,如《不知名医方第二种》(S.)的九物牛黄丸方中的“九精”均是水精龙骨、火精牛黄、天精空青、地精雄黄、死人精荆实、青龙精玉屑、玄朱精玄参、朱雀精赤石脂。4敦煌医学卷子所保存医方数量多且疗效优。在现存敦煌医学卷子中保存的医方数量,据《敦煌古医籍考释》所收载的粗略统计至少约在一千一百首以上。其中除了个别见于前代医学方书的古方外,大都是六朝隋唐医家通过验证的经效医方,而且还有不少单验方。这些医方治疗疾病的范围也极广泛,其中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的疾病等。此外还有一些美容方,如:面脂、面膏、生发、衣香等。这些医方的剂型,除了常用的汤剂、丸剂、散剂及膏剂等外,还有外用膏摩方、药酒方、药水洗浴水,灌肠方、点眼药方、药水染发髭方、肛门或阴道坐药方等等。某些医方还是迄今流传的很有效的简便医方。如《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一书中用矾石点眼治疗跌扑之法与迄今流传的验方相同;用硝石、雄黄散剂着舌下治中恶、急心痛、手足逆冷方与现代治疗急性心肌梗塞的有效西药硝酸甘油原理与疗效相同,且早于后者一千年以上。5敦煌医学卷子保存的某些针灸图形实物年代最早。敦煌医学卷子中S.、S.的《灸法图》及P.的《新集备急灸经》是唐代写绘带有穴位图谱的两部灸疗专著,像这样的针灸图形实物,也是目前保存最古的,它们不仅在治疗各种病症时取用孔穴较之同类针灸书籍有其特色,而且还有一些不见于传世灸书中的孔穴名称,如手、足髓孔、两脚五舟、天门、小腹俞等等。在孔穴部位上是与通行针灸书有很多不同之处。另外,P.《明堂五脏论》一书中所记五脏六腑俞穴部位也多有与传世本针灸古书相异者,这说明了隋唐以前各针灸流派之间的差异是确实存在的。6敦煌医学卷子反映了道医、佛医医药学术的成熟。在敦煌医学卷子中,有不少是关系佛医、道医方面的,如道家的辟谷诸方、疗服石方及佛家医方的神妙补心丸方等。尤其佛医方是以药物治疗和佛家咒语相结合为其特点。如治疗“眼上白皖”(P.)在用郁金、青黛水洗眼睛七天的同时,要求患者在东方日出时面向太阳向净明德佛忏悔等等。这种佛家咒语可使患者从精神上获得解脱,加上药物治疗,使得患者气血通畅,脏腑功能协调而病愈。这种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相结合的方法是值得提倡与借鉴的,它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反映了当时医药学术的成熟。

敦煌医学解决了在医史研究中若干长期争议的问题

在医学史研究中往往因原始资料的缺乏而使某些涉及确定年代的问题上存在着学者们的不同意见长期不能解决。敦煌医学卷子的发现,由于其抄写年代下限不晚于五代末期是确凿无误的事实,故可以在此基础上对于若干长期争议的年代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正确判定。例如:宋本《伤寒论》是迄今《伤寒沦》传世本中最早的一种。对于该书的“辨脉法”和“伤寒例”两篇撰年问题曾存在多种不同意见。如清喻昌、钱璜、魏荔彤、沈金鳌等认为“辨脉法”是张仲景原文;日本木村长久氏认为“伤寒例”是张仲景原文;明代黄仲理、方有执、柯琴、陈桷等认为“辨脉法”和“伤寒例”均是王叔和所编;清·曹禾认为“伤寒例”是“唐宋俗医”传抄时改编;方有执认为“伤寒例是金·成无己所编;日本川越正淑氏认为“辨脉法“和“伤寒例”均是五代高继冲掺人等等。现在通过敦煌医学卷子中隋唐时人写录的“辨脉法”及“伤寒例”的部分内容,证明此二篇的撰年必在五代及宋代以前。虽然尚不能据卷子确定此二篇撰者究系张仲景或王叔和的问题,但完全可以排除上记“唐宋俗医”及成无己、高继冲之说。这也至少为此二篇撰年的下限截止时代提供了依据。

敦煌医学提供了现存最早的藏医古文献

在敦煌遗书医学卷子中,共有五篇珍贵的藏医药文献,其主要来自年由罗秉芬、黄布凡编译的《敦煌吐蕃医学文献选编》。这些藏医文献是迄今所见西藏最早的古文献之一,它们为藏族医药学的起源提供了最新资料,在民族医药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如P.T号《藏医杂疗方》及P.T.号,P.T.号两份《藏医针灸方》是:三份十分可贵的医学记录。据王尧等古藏文专家考证,它是八吐纪左右吐蕃时期的作品。在《藏医杂疗方》短短四千多字译文中,所涉及的内容却十分广泛和丰富,其中包括临床各种、诊断、药物、炮制、病因病理、疗法等等内容,可以说是古藏医的一部临床手册。在P.T.及P.T.号卷于中记载了藏医火灸疗法,治疗涉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急性、慢性病和传染病,许多灸法与汉医有别,同时还提及火灸时间以春季疗效最佳,往后渐次减弱,冬灸则只对局部支脉和病症有疗效。此外卷子中还记载了六种特殊的取罗二方法,如利用体表解剖标志取穴法,骨突标志取穴法、五官标志取穴法、指压感觉取穴法及特定体位和姿势取穴法等。这种取穴法不仅增加了穴位的准确性,司时有利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卷中还提到“象雄”等地域及外来医学的治疗方法,如“用突厥的外科治疗法,以铁械治疗败疽也可”等,说明藏医学也是在不断吸收外来医学成果来丰富本民族的医学,特别是从理论到实践都受到中医学极为深刻的影响。

别具一格的敦煌壁画形象医学为我国古代医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在敦煌莫高窟,至今仍保存四百九十二个洞窟。四万五千平方米的壁画和两千多尊塑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艺术宝库之一。丰富多彩的敦煌壁画虽然以佛经故事为主要内容,但同时也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人民的现实生活状况,如耕作、捕鱼、驾车、舟渡、弹琴、嫁娶及胡商往来等。医疗卫生作为人民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自然在壁画中有所反映,从而成为研究我国古代医学的珍贵资料。敦煌壁画形象医学内容主要分为练功与运动、卫生保健以及诊疗疾病三个方面:

1练功与运动

敦煌壁画中有不少生动而形象的练功与运动的画面,尤为可贵者,是它反映出了印度、西域文化的输入。在西魏第窟西壁正面佛龛上部,画有14幅菩萨禅定和外道的图像,其中左侧7幅菩萨禅坐修身图像,心静一境,确实达到了“恬淡虚无”的境界,类似“内功”、“静功”。此外在北凉第窟、北魏第窟、西魏第窟及晚唐第窟等洞窟均能体现出许多生动而形象的练功与运动,今天虽然我们不能对其练功与运动的有关动作一一命名,但如能深入研究,必能探求其真谛。

2卫生保健

早在夏商时代,我们的祖先已有洗脸、洗手、洗脚、洗澡的良好卫生保健习惯,甲骨文中有“沫”、“浴”等字及酒除虫的记载即为其证。隋唐时期,我国已有了拔牙,补牙和镶牙的技术。在敦煌壁画中形象地描绘了一些卫生保健的画面,北周第人字坡顶东坡的清扫图,画着两个人在清扫院落,一人在有顶的厕所内如厕,院内栽满花木、环境幽静清新,给人以舒适之感。晚唐第窟西壁劳度叉斗圣变图中,画着劳度叉漱口、刷牙、剃胡须、洗头的情景。再如五代第61窟北壁的煮沸牛奶等画面情景,均形象逼真地反应了当时卫生保健的实况。

3诊疗疾病

秦汉至隋唐时期,祖国医学迅速发展,张仲景、华佗、皇甫谧、孙思邈等名医辈出。研究领域出现了专科专题、分宗前进的局面,内容涉及诊法、本草、方剂及临床各科。同时,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印度、阿拉伯诸国的医药知识也随佛教传人我国。在敦煌壁画中也有许多有关诊疗疾病及佛教医药故事。如:北魏第窟西壁的鹿王本生画面展现了一个佛教故事,从这个故事的侧面,反映出当时对溺水可救及恶疮的认识。再如盛唐第窟中的得医图,画一患儿得了急病,母亲焦急万分,侍女请进一手柱拐杖快步赶来的老医生,医童抱着医疗用具紧跟在后,将“拯道贵速”的高尚医德形象生动地跃然于壁画,给人以亲切之感。

综上所述,敦煌医学在填补学术空白、纠正前人错误及改变某些传统说法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古医籍的校勘、辑佚到古佚“经方”的发现,从医理到诊断,从本草到医方,从针灸到临床,从佛医道医到藏医,乃至壁画医学的展示,大大丰富了古丝绸之路的医药学术成就。尤其是绚丽多彩的敦煌壁画形象医学,更是研究祖国医学难得的形象资料。甘肃中医药大学愿与各位同仁一道,积极致力于敦煌医学的发掘整理与深入研究,为祖国医学增辉添彩。

甘肃中医药大学作为甘肃省唯一一所独立设置的中医药院校及西北地区唯一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中医药院校,我校历来十分注重敦煌医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在敦煌医学卷子研究方面成绩斐然,成果颇丰,特色甚浓,拥有包括在研项目在内的20项成果,这些成果中既有国家级项目,又有省部级项目。其中,我校前身原甘肃中医学院年申报的卫生部项目“敦煌医学研究”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年,我校敦煌中医药馆等三馆因特色突出获得甘肃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年,我校“敦煌遗书中的佛书与传统医学研究”项目获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立项,这也是我校首次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目前,甘肃中医药大学敦煌医学拥有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建设学科、甘肃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平台,正在为敦煌医学的研究与应用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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