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大国发院（ID：nsd-pku）；作者：朗润

题记：自年7月18日起，总裁读书会与北大国发院EMBA中心联合邀请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连续解读《政治秩序的起源》（弗朗西斯?福山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和《西方将主宰多久？》（伊恩?莫里斯著）三本名著。第二期活动邀请到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宫玉振共同对话。本文根据两位教授的对话和听众问答整理。

主持人：刚才姚老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享了钱穆先生的著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宫玉振老师从军事、历史和管理学结合的角度，如何理解这本书？宫玉振：我本科和研究生读的都是历史专业，钱穆先生的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历史系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这本书是根据他在年的讲座讲义整理而成。他一生著述颇丰，除了这本书之外，还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秦汉史》、《中国文化史导论》、《先秦诸子系年》等，学术成就很高。我想对钱穆先生写《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的背景做一个补充。在钱穆先生所处的时代，学术界的主流是西化的，因此对中国的传统基本持一种批判与摒弃的态度，表现在历史学上也是如此。20世纪初叶，史学家基本的历史观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以西方的经验为参照系，用西方历史的制度和标准来衡量和裁剪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契合的，往往就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否则就意味着是落后与该被淘汰的。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史观在20世纪早期非常盛行，当时如傅斯年、胡适等很多知名史学家都深受影响。上世纪30年代初，国内很多大学甚至没有“中国通史”这门课程，因为在当时很多历史学家看来，从西方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就是“重复、专制、黑暗和落后”，是应该被打破和被否定的。这种历史观的片面性是很明显的，作为对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的反弹，出现了从中国看中国、强调中国自身传统的价值的历史观。钱穆先生就是持这样一种历史观。他强调要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中国自己的历史，从中国历史的内部脉络来探索中国历史的真相。他坚信这个国家的历史有自己的传统、脉络、精神和顽强的生命力。钱先生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历史观，与当时中国的大环境有关。《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成书于上世纪50年代，但实际上书中钱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在3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的。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不断加强对中国的入侵，年日本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急需抗争的精神。这样的历史环境塑造出钱穆先生基本的历史观。这也成为后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着眼点，就是在历史著作中通过传递民族精神来帮助中国人找到民族自信。这是我们理解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一个基本背景。我们今天读钱穆先生的书，一定要注意一条，他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还是一位具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特质的文人，他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具有深厚的感情。钱穆先生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坚持传播中国文化。他读历史的目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从历史背后找寻文化的自信和民族的精神。美国学者杰里·邓尔麟写过一部关于他的传记——《钱穆与七房桥世界》。邓尔麟认为钱穆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当很多学者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不值得谈论的时候，他却对之抱有坚定的信仰，并从历史中去发掘民族精神，然后执着地向大众传播和解释。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专门撰写了《做中国人》一文对《钱穆与七房桥世界》这本书做评论。史景迁认为，《钱穆与七房桥世界》实际上是揭示了一个问题，即钱穆先生终生的追求是做中国人，那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又在哪里？文化的精神、历史的渊源、共同的命运，这些是如何把中国人联结在了一起？这是钱穆先生要解答的问题。就政治制度而言，钱穆先生也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能简单用“专制黑暗”这些字眼来代替，而是有其自身的基础、脉络和精华。所以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不断重申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不是“专制黑暗”，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士人政治”和“虚君制”等观点。尽管这其中有些观点值得商榷，但钱穆先生从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传承中寻找构建新的政治制度的契机，是该书的着眼点与他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制度演变也证明了他的远见。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因为不顾国内政治的发展阶段和制度基础，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导致国内的政治传统和外来的制度完全是两层皮，最后不但建立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反而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与混乱，无法保证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秩序。钱穆先生给予我们的最大启发，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究竟应该如何演进。政治制度的演进，不应该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相反，必须建立在尊重及借鉴自身传统政治资源的基础上。这是制度演进的起点、基础与初始条件。同时，制度的演进不能一蹴而就。民国时期，很多被西化的政治家认为简单照搬西方制度就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但就今天来看，制度的演进除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