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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年到公元年，长达年里，当时的日本向中国大唐派出了19次遣唐使，全方位、系统性学习中国文化精髓，从而完成了日本社会的改革和再造。

此后的日本和中国，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一步步产生了战略性逆转，直到日本在近代完成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并反噬中国的历史悲剧。

而在21世纪，中国与近邻日本，在诸多方面又一次发生了战略性逆转。

年11月23日，拥有近年悠久历史的老牌日本全国性权威媒体《日本经济新闻》，刊发了一则注定影响深远的报道，其标题言简意赅但却意味深长——《日本研究人员持续流向中国》：

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截至年10月旅居中国开展研究工作的日本人约为人。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在中国停留时间在一个月以内的日本研究人员年度约为人，比年度增加约25%，连续4年增加。

这篇报道在列举了一系列日本科学家级的科研人员纷纷赴中国开始新的研究，64岁的日本国立天文台教授梶野敏贵，作为理论物理学权威，他如今已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爆炸宇宙学与元素起源国际交叉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

这种级别的科学家，被问到在功成名就后还愿意到中国的原因时，以日本人特有的含蓄将原因归结于中国学生的努力，称：

“中国学生干劲十足，让我觉得指导工作很有价值。”

现代化背景下的大国博弈，究其本质是科学技术的博弈，最终落脚点无不是以高科技人才的培养、争夺为基础。

同样是《日本经济新闻》，该报亚洲科技总编辑山田周平亲手写下一篇文章，叫做《日本创业者“拷贝中国”时代到来》。

这位总编辑在文章中细述了日本走在前列的企业，如何将中国的商业模式如共享经济、视频发布软件等照搬到日本的过程，最后他用了一句可能让日本国内受众都难以接受的话：

这是把先进的新业务利用时间差移植到落后国家的“时间差经营”策略。对日本创业者来说，“拷贝中国”变得理所当然的时代已经到来。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日两国在时隔多年后，再次让中日两国科技人才流向和技术流向，都产生了战略性逆转？

日本在全球科研论文领域落后中国一个数量级

针对日本高端科学家流向中国的现状，日本官方和精英阶层的看法，仍简单停留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层面。

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以年日本在科研领域的投入资金量观察，日本科研投入仅为中国的1/7。

这也被包括《日本经济新闻》在内的日本精英阶层，理解为中国依靠的只是以大投入取得的“日本科学家倒流”。

日本社会这种普遍存在的“中国是靠大投入才能吸引科学家”的论调，展现了日本高知阶层在日本科学家倒流中国一事上的焦虑，也展现了不知所措的恐慌。

实际上，就连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和学术政策研究所，都以正式报告的方式承认了一个很多日本人都不愿正视的事实：

中国在科研领域的大力投资和在研究人员培养方面的不懈努力促进了中国科研的发展。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在科研领域日益重要的地位。

日本这个权威研究所以自己的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日本人自己都不愿相信和不愿接受的事实：

对全球主要国家的论文数量，连续追踪3年后，以平均值进行系统分析，年（—年三年均值）：

1、中国研究人员每年发表论文数量篇，位列世界第一。

2、美国研究人员每年发表论文数量篇；位列世界第二。

3、德国研究人员每年发表论文数量篇，位列世界第三。

4、日本研究人员每年发表论文数量篇，位列世界第三。

数据最客观最真实，中国每年发表论文数量是30万篇的量级；而日本每年发表论文数量是6万篇的量级——这是两个明显不在同一个数量级差异。

从论文所占世界份额显示：中国占全球19.9%，而日本仅仅只占全球4.2%。

从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0%的论文所占份额显示，中国占22%，而日本只占2.4%。

这种数量级的差别，已经充分显示——日本在科研论文领域，早已不在第一梯队。

日本的科研制度发生颠覆性改变

改革开放前，日本是中国最近的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更是中国努力学习的对象。

但短短40年间，战略性逆转发生，中国在涉及到大国博弈最核心的科技领域，也与日本发生了根本性逆转，甚至出现日本科学家大规模倒流中国的现象。

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在短短几十年间，中日之间就出现了这种战略性逆转？

答案就在日本自身。

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几十年里，日本的科研人员像国宝，几乎都是终生制，从事科研的科学家享受到的各种待遇在全球都屈指可数。

但受限于日本失落的十年，日本经济陷入无休止的停滞，带动了整个社会需求的大幅降低。

需求的降低导致了科研缺乏产业化、实用化动力，加上日本财政压力，最终于年，日本祭出了一项名为“重振教育、提升疲软经济”，实则是为了减少财政支出的《国立大学法人法》。

这部法律的核心要义，就是将日本的大学转变成具有经济责任的法人主体。

一方面，给日本的大学放权，高度自治，引入“董事会”制度，大学自主运营；另一方面也给大学“松绑”，教职员工的身份向非公务员型转变，意在打破旧有格局推动创新。

但这套看起来很美的《国立大学法人法》，在日本那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之下，却演变成了更加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度。

年纪越大的研究人员越是占有最优质的资源，但学术产出和科研成果却越来越低；年纪越轻的科研人员甚至无法取得相应的科研资格，空有一腔学术精神和学术本领无法施展。

到了年，日本40岁以下的大学教员，比例已经跌至23.4%，科研人才梯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倒挂现象。似乎是老龄化问题已经渗透到了日本的科研学术界。

日本科学政策与社会研究室代表理事榎木英介直言：

“研究能力很强的人却总申请不到研究经费，岗位数量少导致研究者难以找到工作，而此时中国向这些人抛出了橄榄枝。”

尽管日本已经出现大规模科学家倒流中国的现象，但在日本舆论界，几乎少有人意识到造成这种历史性逆转的根本原因，相反他们只是出于狭隘的民粹主义，认为倒流至中国的科学家都是“叛徒”、“卖国贼”，最低限度都是“一帮为了钱的学术精英”。

但真实的情况远非日本舆论所理解的那样，中日两国之间面对科技人才的态度和具体操作模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逆转”：

一、日本科学家在中国才能享受到真正的科研待遇。

在中国，科研经费的来源非常广泛，从国家层面再到省、市层面，从部门层面到行业层面，最后到高校层面，都有各级各类科研经费。

一位年轻的日本科学家，以他那个资历范畴内，在日本最多可以申请到万日元科研经费；但是来到中国后，他可以轻松申请到万人民币的科研经费。

看似同为万元，将其兑换后会发现，两者相差了两个数量级，差距高达15.8倍——因为万日元只相当于6.3万人民币，结合两国物价水平，这种差距更夸张。

二、日本科学家在中国，可以在最黄金的年龄成为顶尖人才。

在日本，论资排辈的社会潜规则无处不在地渗透到了每一个社会角落，连科研学术界也不例外。

日本至今仍在实行的大学教师职称制度，还是年的《大学设置基准》，那里面充斥着各种履历、年资，甚至还需要有研究所、试验所、调查所等各个环节的履历标准。

进入21世纪的头17年，也就是年至年，日本平均每年都仍有1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但是，即便是在这批登顶全球顶级科学奖的日本超级精英型、天才型科学家队伍中，他们很多都需要年过半百才能获得一个教授或研究院的职称。

例如，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大隅良典到了51岁，才有了一个“荣誉教授”的称号，就这也还是本着“树挪死人挪活”的理念，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跳槽到东京工业大学后才艰难获得。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的赤崎勇在52岁时，才成为名古屋大学教授。

日本新世纪17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取得获奖奠基性成果时的平均年龄为40岁，比晋升教授时的平均年龄小3.35岁。

但是在中国，这些日本科学家们，可以非常轻松地在40岁左右成为教授。

此外，这些日本科学家在中国，可以不必像在日本那样从事事务性工作，只是专心致志地做科研工作。

三、中国云集的人才和激烈的竞争，让日本科学家感受到“科技竞争性”。

最初一批来到中国的日本科学家，本以为很多科研项目是崭新的未加探索的领域。

但是当他们开始着手论证时才惊讶地发现，这些他们以为是新领域的科研项目，早已被中国同行所破解。

这种科学上强大而紧迫的竞争性，促使从日本来到中国的科学家，不断地向着更加深奥的新领域探索，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的态势。

而在日本，基于科研领域的论资排辈，甚至许多领域是专门留给拥有足够资历的老教授、老科学家的，中青年科学家甚至无法“染指”。

中日两国科技人才流向的历史性逆转，也顺理成章地导向了实体产业，甚至是更加深入的商业模式。

日本INFORICH公司创始人、会长秋山广宣年6月，得知了共享充电宝服务的存在。而这项看似简单的业务，年才刚刚诞生于中国内地。

但这位眼光老道的商界大佬，毫不犹豫地就希望将之引进。

年11月，秋山广宣收购了一家共享充电宝出租设备开发的香港初创企业，第一个将这项业务引入日本，并于年4月实现共享充电宝的商业化。

秋山广宣所采取的共享充电宝服务，从形式到内容，从流程到结算，机制与中国完全相同。

此后，秋山广宣将这一套取自中国的商业模式，全面推广到了东亚和南亚。

在此之前的漫长历史中，日本企业都是一直以美国或欧洲为模仿对象，但INFORICH公司，却意外地以中国为模仿对象，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事实上，在日本，如今送货上门、共享单车等共享经济、视频发布软件等手机应用程序业务这些学习自中国的商业业态，已经是遍地开花并茁壮成长。

也难免《日本经济新闻》亚洲科技总编辑山田周平惊呼：

对日本创业者来说，“拷贝中国”变得理所当然的时代已经到来。

0多年前，日本通过年不间断地向中国唐朝派出遣唐使，将中国先进文化代入日本，并奠定了这个国家全面繁盛的基础，并且至今保留着唐文化的各种标志性元素。

0多年后，日本再次通过技术学习，通过“拷贝中国”，将中国充满创造力的产业和思维引入日本，试图再一次实现产业文化崛起。

0多年前的历史重演，再次说明，在亚洲的版图上，日本与中国终究是无法隔断的近邻。这一点不仅仅是从地理上，更是从文化传承和文化基因上。

和平的学习与借鉴，远好过暴力的掠夺和侵占。

纵观日本历史，漫长的日本史上的每一次的兴盛，从来没有一次是依靠武力实现。相反都是在和平建设和文化引进与改良中，才得以逐步繁盛。

战则危、和则盛——但愿日本也能从0多年的历史流变中，真正悟出长远的发展之道，为亚洲大陆贡献本应具有的和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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