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疫病频发，既关乎老百姓生计，又关乎战争的成败，更影响到蒙古在中原的统治，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就与瘟疫的频发息息相关。终元一代，疫病伴其始终，为历代统治者所苦痛。为了应对疾病、瘟疫，蒙古统治者极力提高医者地位，奖掖医学，色目医学也因此植根中原，成为元代医学的显著特点之一。元代实行四等人制，色目人地位较高，深受蒙古统治者倚重，其善医者有拂林人爱薛，畏兀儿人聂只耳、阿里海牙，西域色目人丁鹤年等。色目人从各自的医学理论出发，结合中原疫情，从疫情的预防到控制再到治疗，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防疫抗疫系统，贡献颇多，但未引起足够重视。今不惮谫陋，拟搜罗各种史料，就元代色目人在治疗疫病方面之辨证、施治乃至药物应用问题略做探讨。

一、元代中原疫情的频发与蒙古统治者对医者的保护

元朝是疫灾的高发期，其频率和危害程度都超过了前代。论其缘由主要有战争、气候环境变迁、自然灾害、移民等因素，但影响较大的是战争和气候环境变迁，前期又主要是因为战争。蒙古人早期东征西战，地域跨度大且对不同的地理环境不适应，因此多有时疫爆发。常年的征战不仅使蒙古人自身易患瘟疫，而且推动了瘟疫的传播。整个元代时期中国的气候处在13世纪初短暂的温暖时期，总体气候趋冷，温度年际变化大，极端事件（特别是干旱）频发，这种气候是滋生时疫的温床。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尤其是中后期，极端气候导致的时疫令其苦不堪言，不得不加强应对，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医学的发展。自年蒙古建立伊始便大规模扩张，残酷的战争加速了疾病的传播，所到之处因水土气候的悬殊差异，也给征服者本身造成身体的不适与疾病，时有瘟疫发生，从欧洲到中国，疫灾对当时人们的影响并不亚于战争。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玛格塔曾叙述蒙古军攻打欧洲时的情景，“卡法（Caffa，今费奥多西亚Feodosiya）被围攻了三年，这期间鞑靼人之间开始流行瘟疫，死尸被炮弹打到城墙里”，导致欧洲大范围瘟疫爆发，将近四分之一的人死去。蒙古占领中原后，“在中国的北方，从政府所控制的人口看，人口由四千多万减少到四百多万，死去十分之九，当然这一数字可能被高估，但也反映了当时疫灾导致的死亡数字相当巨大”。金哀宗正大十九年（），蒙古兵灭金军主力，顺势南下攻打汴梁，城内军民殊死抵抗，蒙古兵被迫停止攻城。汴梁城保卫战虽取得了胜利，却直接导致天兴元年（）金朝大瘟疫的爆发，50天内汴梁城“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大德年间（-）疫情更甚，前后达43次，占元代总疫灾的70%。大德元年（）从七月份开始出现水旱灾害，持续到九月，各地相继爆发疫情。《元史》载：

［大德元年］秋七月丁亥，宁海州饥，以米九千四百余石赈之。河决杞县蒲口。郴州路、耒阳州、衡州之酃县大水山崩，溺死三百余人。怀州武陟县旱。

八月丁巳，扬州、淮安、宁海州旱。真定、顺德、河间旱、疫。池州、南康、宁国、太平水。

九月已丑，卫辉路旱、疫。澧州、常德、饶州、临江等路，温之平阳、瑞安二州大水。镇江之丹阳、金坛旱，并以粮给之。

闰十二月，济南及金、复州水旱、大都之檀州顺州、辽阳、瀋阳、广宁水。顺德、河间、大名、平阳旱。河间之乐寿、交河疫，死六千五百余人。

这次疫情兼有水旱灾害，传染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波及地域之广都前所未见。据统计，元代从年到年的年间，因战争、气候等原因所导致的疫灾至少在66次以上，平均不超过2.15年就爆发一次。因此，蒙古立国伊始几位大汗都相当重视医事，即使因战争而形成屠杀，医生也是受保护的。波斯编年史家透露，年成吉思汗带领军队攻占撒马尔罕后，赦免了三万名技师和工匠，并把他们送到蒙古。年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围攻木鲁（Merv，今土库曼斯坦马雷），守军降，蒙古人传令：“除从百姓中挑选的四百名工匠及掠走为奴的部分童男童女外，其余所有居民，包括妇女、儿童，统统杀掉，不管是男是女，一个不留。”这些技师、工匠中必有医生，当无可疑。作为俘虏，西亚、中亚部分医者被携至中原，为元代医学人才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至元二十八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赦免部分南人，谙熟医道、天文、历法者咸在其列：

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闻。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拆毁。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赡给。

蒙古人将这些赦免之人编为医户，形成了医户制度。医户是政府规定可以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按规定可以免除差役等。医院，由各路提领，一旦地方发生疫情，医户参加治疗就十分简便有效。

从成吉思汗、窝阔台及至后继者，咸重医学，尤其是色目医，更是备受倚重。耶律楚材，不仅精通文史，亦善医道，蒙古攻灵武时，他曾搜集大黄以备不时之需。史载：“耶律文正王从太祖下灵武，诸将争掠子女玉帛，王独取书籍数部，大黄两驼而已。既而军中病疫，惟得大黄可愈，所活几万人。”彼时瘟疫在行军途中时有发生，大黄为治疗伤寒、痢疾的常用之药，素有黄良、将军、当之、火参、肤如之称。明人李时珍引陶弘景曰：“大黄，其色也。将军之号，当取其骏快也。”又引李杲曰：“推陈致新，如戡定祸乱，以致太平，所以有将军之号。”《神农本草经》记载大黄可“下瘀血、血闭、寒热……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脏”，可谓治伤寒、诸痢之良药。《本草纲目·草部六》“大黄”条曰：

诸痢初起大黄煨熟、当归各二三钱，壮人各一两，水煎服，取利。或加槟榔。集简方。热痢里急大黄一两，浸酒半日，煎服取利。集简方。

忽喘闷绝不能语言，涎流吐逆，牙齿动摇，气出转大，绝而复苏，名伤寒并热霍乱。大黄、人参各半两，水二盏，煎一盏，热服，可安。危氏得效方。

食已即吐，胸中有火也。大黄一两，甘草二钱半，水一升，煮半升，温服。仲景金匮玉函方。

可见，大黄对伤寒、痢疾等疫病有奇效，耶律楚材搜集大黄所治之疫病，应该与此类疫病有关。其产地主要在四川、宁夏和甘肃等地。《本草纲目》引《吴普本草》云：“（大黄）或生蜀地北部，或生陇西。”蜀地北乃今四川阿坝州东南部及成都地区，陇西当指甘肃甘南、定西及宁夏地区，抑或还包括青海贵德、尖扎、循化一带。以上地区，迄今为止，仍为大黄的主产地。

二、色目人对中原疫情的应对

南宋理宗宝祐六年（），蒙哥汗率军攻蜀，气候闷热，北兵不能适应，纽璘部率先染疫。《纽璘传》载：“士马不耐其水土，多病死，纽璘忧之。”与此同时，攻打合州的其他军队也纷纷染疫，这次疫情较为严重，《元史》不乏记载，如《史天泽传》言：“乙未（）夏，驻合州之钓鱼山，军中大疫，方议班师。”《郝经传》则曰：“且诸军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还不能。”二人都曾参与过合州钓鱼山战役。同时代的波斯历史名著《史集》亦记其事曰：

当蒙哥合罕正在围攻上述城堡时，随着夏天的到来和炎热的加剧，由于那个地区的气候恶劣，他得起赤痢来了，在蒙古军中也出现了霍乱，他们中间死了很多人。世界的君主用酒来对付霍乱，并坚持饮酒。但突然，他的健康状况恶化，病已到了危急之时，于是在相当于伊斯兰教历年1月（公元年1月19日至2月17日）的牛年，他在那座不祥的城堡下去世了，享年五十二岁，死于他登上帝位之后的第八年。

宋元时代畏兀儿医学相当发达，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医学文献对此多有反映。从这些出土文献不难看出，宋元时代的高昌回鹘医学不仅深受中医、印度医学传统的影响，而且也深受波斯、叙利亚、阿拉伯等地医学的深刻影响。

文献记载也史不绝书。其“药有腽肭脐、硇砂，香有乳香、安息香、笃耨”等。著名畏兀儿诗人、翻译家安藏曾将中医经典《难经》《本草》翻译成回鹘文。著名畏兀儿族散曲家贯云石在隐居钱塘后，也“卖药市肆”，以为民行医为事。畏兀儿人聂只儿曾主持广惠司工作，医术精湛，曾为顺帝皇姊驸马刚哈剌咱庆王治好了诸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

今上之长公主之驸马刚哈剌咱庆王，因坠马，得一奇疾，两眼黑睛俱无，而舌出至胸。诸医罔知所措。广惠司卿聂只儿，乃也里可温人也。尝识此证，遂剪去之。顷间，复生一舌，亦剪之，又于真舌两侧各去一指许，却涂以药而愈。时元统癸酉（）也。广惠司者，回回之为医者隶焉。

畏兀儿景教高僧拉班·扫马寓居北京房山十字寺，亦曾采用具有养身补气、润肺生津等多种效用的“黄精”为人治病。因畏兀儿医学负有盛名，故畏兀儿人月举连赤海牙受蒙哥之命参与抗疫，“修曲药以疗师疫”，以其功而获赏“白金五十两”。另一畏兀儿人铁术哥之子义坚亚礼也精通医学，“尝使河南，适汴、郑大疫，义坚亚礼命所在村郭搆室庐，备医药，以畜病者，由是军民全活者众”。义坚亚礼采用就地筑室隔离病人之法遏制了瘟疫的蔓延，含有较高的科学性。从回鹘文文献乃至今天的维吾尔医来看，古代阿拉伯医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据史料记载，元代畏兀儿人也谙熟于阿拉伯医学，如畏兀儿人答里麻于“大德十一年（），授御药院达鲁花赤，迁回回药物院”，主持回回药物院的工作。回回医学中有非常先进的抗疫方法，惜史书完全没有记载到回回医学在元朝抗疫中的作用。阿拉伯半岛干旱少雨，乃瘟疫多发之地，5世纪中叶爆发的“查士丁尼大瘟疫”虽以地中海沿岸为中心，但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许多地区都受到波及，一直持续到8世纪中叶才结束。此次瘟疫在军队中爆发，病死率极高，但人们并没有因此乱了阵脚，而是在恐惧之后，开始采取有益的措施积极应对。一部分的穆斯林，特别是“陪伴过先知穆罕默德的圣门弟子们主张应该遵照‘不逃离’的教导原地待命，既不进攻也不撤退”。从现代医学角度观之，此举无疑有助于阻止瘟疫的传播。而另一部分人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穆斯林应当做最优于个人和社团的选择。按照这一优先原则，哈里发欧麦尔最终将军队转移到了一片高地。可见彼时人们对瘟疫的应对多有灵活变通之法。嗣后，瘟疫在西亚地区不断发生，除了本土滋生者外，还有外来的影响，如14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即曾波及地中海沿岸以及西亚、中亚地区，著名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即谈到黑死病的极大危害：“东西方文明均蒙受破坏性瘟疫的袭击，这场灾难摧毁了各个国家，使人口消失。”面对频发的危害极大的瘟疫，人们势必会通过观察以积累抗疫经验。从9世纪开始，已有穆斯林医生置身瘟疫来源与传播途径的探讨，并撰写出相关的研究著作，阿维森纳《医典》即其中代表作之一。及至13、14世纪，又有伊本·赫勒敦、伊本·哈马提和伊本·哈提布等学者认识到瘟疫传播的途径，认为饥荒、人口过剩、衣物、被褥、器具和聚集都与传染的发生与传播息息相关，并致力于探讨抗疫的方法。殆至元代，西亚、中亚医者不断入居中原，其抗疫之法随之而入中土，势必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元代汉地医学产生影响。阿拉伯人善医，由来已久。相传穆罕默德曾言，学问有两类，一类是教义学，一类是医学。回回医学发达，多有医者专程来华行医，诚如陈垣所言：“回回人入中国者，多以卖药为业，其俗至今尚存。”宋元以来，阿拉伯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频繁，见于记载的回回医者，五代时有李珣、李玹，元末明初有丁鹤年等。李珣的《海药本草》被李时珍《本草纲目》所引用。元朝在中央设立了三个与回回医学相关的机构，即广惠司、上都和大都回回医药院。中统四年（），忽必烈任用精通天文历法和医药的拂林人爱薛“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后改为广惠司，仍命领之”。爱薛又精通阿拉伯语，在世祖朝颇受重用。至元二十九年（）又设两都回回医药院，依然由精通回回医药的回回人与其他色目人医生充任。至治二年（）又将两院划归广惠司。有不少色目人在民间行医或以经营回回药为生。回回诗人丁鹤年曾“避地四明。方国珍据浙东，最忌色目人，鹤年转徙逃匿，为童子师，或寄僧舍，卖浆自给”。“卖浆”就是出售汤药。有许多医院，如埃及富商鄂拖曼曾在杭州城内医院，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年游历中国，足履杭州时，鄂拖曼的子孙们不仅出城相迎，还让他住家中，《游记》记其事曰：

在此城我们寄宿于埃及人士鄂拖曼·伊本·安法尼之子孙的家中。他是当地一大巨商，他十分欣赏此地（杭州），因而定居于此，该城亦因此而名。他的子孙在此地继承了他的声望，他们一仍其父辈的怜贫济困之风。他们有一道堂，亦以欧斯曼尼亚著名，建筑美丽，慈善基金很多，内有一批苏非修道者。欧斯曼还在该城修建一座清真大寺，捐赠该寺和道堂大量慈善基金，该城的穆斯林很多。

鄂拖曼于医院在当地非常出名，经常救济贫苦大众。医院的规模与特点没有详细记载，但从伊本·白图泰的《游记》可得窥当时情景之一斑。元朝时有大批回回医者入居中原，加上元朝有“回回药物院”之设，回回医学之抗疫法传入中原，则为必然之事。至正十八年（），京师等多地爆发瘟疫，时任资政元使的高丽人朴不花，自己出资买药救济灾民，并及时掩埋尸体，有效遏制了瘟疫的蔓延。史载：

至正十八年，京师大饥疫，时河南北、山东郡县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师，以故死者相枕藉。不花欲要誉一时，请于帝，市地收瘗之，帝赐钞七千锭，中宫及兴圣、隆福两宫，皇太子、皇太子妃，赐金银及他物有差，省院施者无算；不花出玉带一、金带一、银二锭、米三十四斛、麦六斛、青貂银鼠裘各一袭以为费。择地自南北两城抵卢沟桥，掘深及泉，男女异圹，人以一尸至者，随给以钞，舁负相踵。既覆土，就万安寿庆寺建无遮大会。至二十年四月，前后瘗者二十万，用钞二万七千九十余锭、米五百六十余石。又于大悲寺修水陆大会三昼夜，凡居民病者予之药，不能丧者给之棺。

另有女真人刘国杰，于至元二十六年（）七月攻贺州：“兵士冒瘴，皆疫，国杰亲抚视之，疗以医药，多得不死。”医院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畏兀儿人阿里海牙在武宗时曾“医院使”；至元六年（），西夏人医院提调。医院最高官吏，金代初设，正五品，元代延用之，但官阶高至正二品，医院各种行政事务及宫廷医药大事。众多精通医学的回回、回鹘、高丽、西夏、女真、契丹等色目人入居中原行医，对疫情频发的元朝而言，不啻为一桩幸事。

三、元代史料中所见色目人的抗疫药物

揆诸史乘，元代主要疫病有鼠疫、天花、霍乱、疟疾等。鼠疫又被称为大头病、疙瘟等，在金元以前的药书上未见记载，更遑论治疗方法了。对其较早进行论述的是金人刘完素，认为“夫大头病者，是阳明邪热太甚，资实少阳相火而为之也。多在少阳，或在阳明，或传太阳，视其肿势在何部分，随经取之。湿热为肿，木盛为痛”。14世纪欧洲大陆爆发了大规模的黑死病疫情，加里布里埃尔·德米西《疾病的历史》中的相关记载成为学界研究欧洲黑死病的主要来源。许多现代学者据此认为黑死病源于中国。曹树基推测“中亚草原可能是14世纪欧洲大鼠疫的疫源区”，而非“来自中国的鼠疫”“中亚疫源源于热带非洲鼠疫，经由中东、中亚进入东亚。14世纪，由蒙古军队的活动和大群商人的往来，将此地的鼠疫转化为人间鼠疫并传染至欧洲”。对症药物为大黄、黄连之类。法国方济各会修士鲁布鲁克（GuillaumedeRubruck）于-年东行中国，在行记中记载了一位冒名教士用大黄治愈一位公主疾病之事。元朝饮膳太医忽思慧将土拨鼠、黄鼠列入宫廷饮食专著《饮膳正要》中，明确提出“多食发疮”的警告，表明已经意识到鼠类和鼠疫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误食可能引发病变。天花，又名痘疹，西方科学家在埃及法老墓中即发现了此病。这种病在欧洲长期盛行，中国略晚于欧洲，最早在西汉出现，东汉开始传播，唐末五代开始大规模流行，宋元亦复如是。清人凌扬藻指其始于唐末：“盖自唐末五代始，唐以前无有犯痘疹而麻者，名医著书，亦未有详及痘疹者……以《齐东野语》观之，痘疹之盛行，当在宋末元初之际，故钱乙书中略。”霍乱，主要是由霍乱弧菌使脾胃功能失调而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主要症状是上吐下泻，多发于夏秋季节，具有传播快、波及面广的特点。朱震亨在《丹溪心法》云：“霍乱之候，挥霍变乱，起于仓卒，多因夹食伤寒，阴阳乖隔。上吐下泻，而燥扰痛闷，是其候也。偏阳则多热，偏阴则寒，猝然而来，危甚风烛。”宪宗八年（），戊午春，攻襄阳时，蒙古百户昔良海在曹州“因食酒肉，饮酒，得霍乱吐泻。从朝至午，精神昏聩”。由伊朗伊利汗王朝（-）宰相拉施特（-）主持翻译编订的一部介绍中国科学技术的著作，《伊利汗国中国科技珍宝书（Tānksūqnāmeh-eīlkhāmdarfunūn-e‘ulūm-eKhātay）》对霍乱也有记载：

霍乱之后脉微迟（khūlun?ekhenmāi?i?i），

气少不语大难医(ki?iubyàuidāinānyi)。

三部浮洪必救得（sāmbūfūkh.ngbegiudei），

古今课定更无疑（kūgimkūdingking?ūyi）。

此外，瘟疫、伤寒、疟疾和痢疾也很严重，宪宗就死于赤痢。所以蒙古征战时很注意疫病所带来的危害，主动采取措施进行预防。元廷曾打算让西域兵征南宋，而让汉人征西亚，汉化契丹人耶律楚材认为这样会带来疫灾，极力反对，最终这一方案未能实施。《元朝名臣事略》记其事云：

乙未（），朝议以回鹘人征南，汉人征西，以为得计。公（耶律楚材）极言其不可，曰：“汉地、西域相去数万里，比至敌境，人马疲乏，不堪为用，况水土异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进，似为两便”。争论十余日，其议遂寝。

是见时人对疫病的处理已不再是单纯的被动控制，而是防控结合。忽思慧对各种食材的选择和认识更是相当精细，所撰《饮膳正要》有许多对各种疫病食疗方法的记载，希望通过平时的合理饮食来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如下面所提到的汤剂、药膏、动物以及植物与霍乱、疟疾等疫病之间的关系：

（1）白梅汤，治中热，五心烦躁，霍乱、呕吐、干渴，津液不通。白梅肉一斤，白檀四两，甘草四两，盐半斤。右件为细末，每服一钱，入生姜汁少许，白汤调下。

（2）天门冬膏，去积聚、风痰、癫疾、三虫、伏尸，除瘟疫，轻身益气，令人不饥，延年不老。天门冬不以多少，去皮、去根须，洗净。右件捣碎，布绞取汁，澄清滤过，用瓷器、砂锅或银器慢火熬成膏，每服一匙头，空心温酒调下。

（3）匾豆，味甘，微温，主和中。叶主霍乱，吐下不止。

（4）驴肉，味甘寒，无毒。治风狂忧愁，不乐，安心气，解心烦……脂和乌梅作丸，治久疟。

（5）獭肉，味咸平，无毒。治水气胀满，疗瘟疫病，诸热毒风，咳嗽劳损，不可与兔同食。獭肝，甘，有毒。治肠风下血及疰病相染。

（6）虎肉，味酸平，无毒。主恶心欲呕，益气力。食之入山，虎见则畏，辟三十六种魅。虎眼睛主疟疾，辟恶，止小儿热凉。虎骨主除邪恶气，杀鬼疰毒，止惊悸。主恶疮鼠瘘，头骨尤良。

（7）犀牛。犀牛肉，味甘温，无毒。主诸兽、蛇、虫蛊毒，辟瘴气，食之入山不迷其路。犀角，味苦咸，微寒，无毒。主百毒、蛊疰、邪鬼、瘴气，杀钩吻，鸩羽、蛇毒。疗伤寒、瘟疫。

（8）野狸，味甘平，无毒。主治鼠瘘，恶疮。头骨尤良。

（9）良姜，味辛温，无毒。主胃中冷逆，霍乱腹痛，解酒毒。

（10）回回青，味甘寒，无毒，解诸药毒，可傅热毒疮肿。

（11）蒜。味辛温，有毒。主散痈肿，除风邪，杀毒气。独颗者佳。

（12）干姜，味辛温、热，无毒。主胸膈咳逆，止腹痛，霍乱胀满。

这些食材现今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如“蒜”，有大小之分。《析津志·物产》记载两种“蒜”：一种名曰“蒜”；而另一种则名“樀蒜”，即“野蒜”。《本草纲目》卷26《菜部一》曰：“蒜，［气味］辛，温，有小毒。［主治］归脾肾，止霍乱，腹中不安，消谷，理胃温中，除邪痹毒气。”蒜在印度很早就被使用，年在新疆库车发现的形成于公元4世纪左右的《鲍威尔写本》所载医方中就有大量以大蒜入药者。该文献是印度早期的医学著作，庶几可证彼时人们对大蒜的部分功能已有所认识，比如大蒜有助消化、祛痰、化风的功效，还有将一大串代球茎叶的大蒜挂在屋顶、门厅过道以及窗户上的习俗。大蒜在印度的流行，臆度应与印度笈多王朝时代之塞种人和贵霜人习俗有关，二者均有在门口挂大蒜驱病之俗。再如“干姜”。干姜也是时疫中较为常用的药物，金元之际成书的医籍对其性味及药用价值均有描述。金人张元素言：“干姜，辛，纯阳。经曰：‘寒淫所盛，以辛散之。见火后稍苦，故止而不走也。’”元人王好古则曰：“气热。味大辛。辛大热。味薄气厚，阳中之阳也。辛温，无毒。”朱丹溪亦云：“干姜，散肺气，与五味子同用治嗽，见火则止而不移。治血虚发热，可与补阴药同用。入肺中利肺气，入肾中燥下湿，入气分引血药入血也。”从中不难窥见回回医药对中原医学的影响，而成书于元末明初、由元末入居中原的回回医生所撰《回回药方》记载有更多的抗疫药方，如：

古飞制剂，能治咳嗽、肝硬化和流行病。配伍为：没药（murr）、Banāst（待考）各4迪尔汗（Drachm，衡量名。按古制，合2.克，按今制，合3.12克。年叙利亚出版的拉齐《肠绞痛》Ielivredelacolique讲，它等于3.克。（待详考）。甘松（sunbul）、藏红花（za’farān）、肉桂（dār?īnī）、劣质桂皮（salīkhah，《回回药方》将之错译作“牡丹皮”）各1迪尔汗。雄刈萱的花蕾（fuqā?al-Idhkhir，即“麦加产的香茅”）、省黎（ghasabo-zzareere，又做“菖蒲”解，见商务印书馆年版《波斯语汉语词典》，第页）、野棕榈果（muql，《回回药方》作“安息香”解，或音译做“木黑里”）各2.5迪尔汗。有些处方以荆豆（a?fālānūs）代野棕榈果。去核、去皮的大粒葡萄干（zabīb）25迪尔汗。足够一剂服量的蜂蜜1迪尔汗。加入熟牛膝（牛膝煎，?abīkhal-Zufā）。以上诸药与葡萄干一同浸泡于罗勒露酒（SharābRay?ān）。再烘干、研细、过筛。再将al-Banāst溶于蜂蜜中。最后将所有的药混合在一处，制成药品。

此外还有阿肥忒丸。阿肥忒，是阿拉伯语词“龙牙草”（Ghāfit）的音译，学名为Aggrimony，Agrimoniaeupatoriao。与之相关的处方见于阿维森纳《医典》卷五第三册，第页，写作?abbal-Ghāfit：“治肝疼、黄疸、诸热病有效。配伍：芦荟、龙牙草汁、黄诃子各等分，一并捣成细粉，过筛，再用芹菜水调和成丸。每次服量为2迪尔汗。”再如主治“历卜亦发热证”即“回归热”之法，此法见于阿维森纳《医典》卷三第二册，第51页。《回回药方》与古典阿拉伯医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其中不少药方即可在阿维森纳（Avicenna）撰《医典》中找到。阿维森纳为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和医学家，波斯血统，祖籍巴尔赫，年诞生于中亚西亚的布哈拉城附近的艾夫舍纳（Afshanah）镇，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认识到肺结核会传染的医生。《回回药方》亦与波斯名医拉齐（al-Rāzī，拉丁文名为Rhazes）所著医方书有关。拉齐出生于黑海南岸的波斯古城赖伊，乃黑衣大食时期最著名的临床医生和多产作家，善治瘟疫，著有《天花与麻疹》（al-Tudarwaal-?a?hah）。《回回药方》中所载阿拉伯抗疫之方，与其所处特殊地理环境不无关联。阿拉伯半岛属于温带和亚热带草原气候，干旱少雨，易受极端气候影响而产生瘟疫。蒙古西征之前，该地即曾经历过著名的“查士丁尼大瘟疫”“阿姆瓦斯瘟疫”等疫病。宋元之际，尤其是“十三世纪末以后气候转向寒冷，在亚热带主要表现为河湖冬季严重冰冻，暖温带农业地区主要表现为霜冻增加，而在农牧过渡带及以北的草原地区主要是暴风雪冻毙牲畜”。这种极端天气在大德（-）以后变得非常明显，常常是北方干旱，南方多雨。这一因素不仅直接导致北方饥民不断南下，也导致元朝疫病爆发呈现出频率快、延续时间长而且破坏性大的特点。

四、元代香药在抗疫中的应用

人类使用香的历史久远，在世界不同地区都发现了上古先民使用香的痕迹。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即有对香的记载，最早用于祭祀活动，后来焚香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士大夫应用尤广，常作为其居家养生、陶冶情操之日用品。古代各种宗教活动中也有熏香的行为，大多采用沐浴、佩戴、雾化释放、加热释放、常温释放等方式，是以植物次生代谢合成的挥发性物质为媒介的一种无创伤、简单、安全的缓解或干预手段，与现代芳香疗法的吸入疗法较为相似。中药熏香操作简单而且消毒效果好，故而被广泛应用于临床，防治多种疾病。阿拉伯香药在中原的使用，初兴于魏晋，发展于隋唐五代，盛于宋金元，衰落于明清，跨越如此之长的历史，可以说伴随于中医药发展的绝大部分历程。《神农本草经》早有对阿拉伯香药——肉豆蔻的记载，至《名医别录》其种类又有所增加，如苏合香“味甘、温，无毒。主辟恶、温疟、蛊毒、痫痓、去三虫、除邪，不梦，杵魇脒，通神明”。沉香“疗风水毒肿，去恶气”；熏陆香“微温。治风水毒肿，去恶气，伏尸”。宋元时期对香药的需求量激增，据不完全统计，宋代香药有二百余种，占全部舶来品半数以上，并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其他物品。凡“番商贸易至，舶司视香之多少为殿最”。其可做熏香、可食用，用途亦可做药。中国自古就有“芳香开窍”的理论，经过数代中医的实践，发现香药有芳香开窍，辟秽解毒，行气止痛，活血化瘀，温中散寒，开胃健脾等多种功效，而且疗效显著，因而将其广泛用于临证处方和制造成药。随着人们对香药药性的认识，许多香药被用于预防和治疗瘟疫、瘴气、疟疾以及消毒杀虫等。《岭外代答》云：

大食西海多龙，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积而能坚。鲛人採之以为至宝。新者色白，稍久则紫，甚久则黑。因至番禺尝见之，不薰不蕕，似浮石而轻也。人云龙涎有异香，或云龙涎气腥能发众香，皆非也。龙涎与香本无损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用真龙涎，焚之一铢，翠烟浮空，结而不散，座客可用一剪分烟缕，此其所以然者，蜃气楼台之余烈也。

香药还有清暑的作用。《遵生八笺》云：“同昌公主一日大会，暑热特甚，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挂于堂中，满坐皆思挟纩。长八九尺，细明可鉴，中有龙涎，故能消暑。”龙涎香的来之不易与奇异功用，使得它的身价极高，南宋时广州一两真龙涎，可值五六万缗。人们对香药的认识从最初的熏香到后来引入中药，不断发生变化，如沉香“然《经》中止言疗风水毒肿，去恶气，余更无治疗。今医家用以保和卫气，作上品药”。《本草衍义》卷14《龙脑》又云：“［龙脑］条中与《图经》所说各未尽。此物大通利关膈热塞，其清香为百药之先。大人、小儿风涎闭壅及暴得惊热，甚济用。然非常服之药，独行则势弱，佐使则有功。于茶亦相宜，多则掩茶气味，万物中香无出其右者。”龙脑香对服饰亦有防虫、防蛀、防潮的效果，平时服食、佩带、熏蒸悬挂、涂抹香药亦能达到良好的预防作用。可见，宋时中医对香料的疗效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再如乳香，“最早可能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传入中国”，最初是作为熏香，在中国的医典中又名“薰陆香”，它在中土的盛行“催生了中国人熏香专用的博山炉”，可见其最初甚至很长的时间内是作为熏香受人喜爱，但人们在使用期熏香的过程中，发现了它可以治疗瘟疫，《本草纲目》云：“乳香，辟禳瘟疫，每腊月二十四日五更，取第一汲井水浸乳香。至元旦五更温热，从小至大，每人以乳一块，饮水三呷，则一年无时灾。”这些香药除了单独成药外，更多的是与其他的药物相配，如苏合香丸，就是由诸多香药配伍而成。《苏沈内翰良方》云其可治疗“肺痿客忤，鬼气传尸，伏连等疾，卒得心痛，霍乱吐痢，时气。诸疟瘀血，月闭癖，丁肿惊痫，邪气狐媚，瘴疠万疾”，主要由“苏合香油与丁香、沉香、安息香、麝香、白檀香、乳香、荜茇、香附、白术、青木香、鸟犀屑、呵黎勒、朱砂、龙脑配伍组方，制成苏合香丸”，而且使用该药，治愈了一个“奄奄而绝，羸败已甚，手足都冷，鼻息皆绝”的病人。瘟疫往往会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势必臭气熏天，而香药能起到净化空气，祛除腐臭的作用。上文中已提到元朝瘟疫几乎每两年就会发生一次，因此，对香药的需求也会随之增长，在《回回药方》《御药院方》以及《饮膳正要》等医学著作中对香药的记载也颇多，元代医官许国桢所撰《御药院方》全书共计11卷，载方余，其中香药类方剂占40%左右。如香药类的方剂，有乳香类8种、龙类2种、没药类4种、龙香类1种、木香类20种、沉香类17种、丁香类4种、白豆蔻类4种、麝香类8种、沉麝类2种。《回回药方》残卷常用药物种，从中亚、西亚传入的香药多达种。人们对不同香药与诸种疫病的关系也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明李时珍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各种香药的功用有了更详细的描述，如“沉香、蜜香、檀香、降真香、苏合香、安息香、樟脑、皂荚并烧之辟疫”。“食茱萸、丁香（末服）、丁皮、桂心、沉香、白檀香（磨汁）、乳香、安息香、苏合香、樟脑、樟材、楠材、钓樟（磨汁）、乌药并主中恶霍乱，心腹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香料在中国流传很早，但真正将其作为中药进行大范围使用却是在宋元时期，尤其是元代。这一时期，阿拉伯人在中原地区行医人数逐渐增多，中医对不同香药功效的认识也更加明确，尤其是疫情的频发，回回医学、回鹘医学以及中医在抗疫中都不同程度地使用香药，加速了这一时期香药在中原地区的流行。一般而言，疫病传播速度快而范围广，很难在短期内研制出有效药物，而阿拉伯、波斯、印度乃至回鹘医学中已有的抗疫药物就成了当时的上佳选择。从上述史料中可知，元朝疫病爆发的频率之高超迈其前，给蒙古统治者造成了重大压力，疫情不仅关乎战争的成败，更危及蒙古在中原的统治。因此，元朝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医学的发展，所以元代中原文化衰落，唯有中医的发展步入了黄金时期。中医自创立以来，流派众多，疗法各有其长，元朝以开放的胸襟允许并鼓励各个流派的传播，为元代医学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尤其是以阿拉伯、波斯、回鹘为主的大批色目医入居中原，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倚重，他们有机会参与到中原的抗疫活动中，一方面有利于来自不同地区的医者丰富自己的实践，完善各自的理论，同时，也为中原地区传统的中医与色目医创造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其先进的抗疫之法为中医的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自元代始，中医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辨证、施治以及药物的使用方面都更加多样化、科学化，这与色目医的传入密不可分，从而为明代李时珍集大成之作《本草纲目》的出现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编辑：胖大海图源：网络

摘自《中医药文化》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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