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很多喜欢追思汉唐盛世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了。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解决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之患，决定招募使者出使西域，和西域诸国联合起来压制匈奴。一个叫张骞的郎官报了名，最终被选中。建元二年（公元前年），张骞以匈奴人堂邑父为助手和向导，带着一百多名随行人员从长安出发西行。他们才走到河西走廊，就被匈奴人抓获，足足扣留了十年之久。直到元光六年（前19年），张骞和随从才乘机逃出，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西域。第二年，初步完成外交任务的张骞一行决定回国，在途中又被匈奴人截获，到元朔三年（前16年）才得以趁乱逃出，回到阔别十三年的长安。出行时的一百多人，回来时只剩下了张骞和堂邑父两人。

张骞：

你说葡萄是我带回来的？我咋不知道

然而，一般人可能不太了解的是，自从张骞通西域之后，西域各国就面临了巨大的国际政治难题——是攀附遥远的汉朝，还是继续搞好和近邻匈奴的关系？西域很多国家（特别是位于塔里木盆地中的绿洲城邦小国）国力薄弱，必须在强邻的夹缝中周旋求存。当西汉的力量遥不可及、而匈奴的威胁迫在眉睫之时，这些国家也只能背汉向匈。当然，汉武帝是不管这些的。你不和我通好，我就只能“虽远必诛”。

在塔里木盆地东缘有个楼兰国，扼守着“丝绸之路”从河西走廊向西的交通要道，这时便首当其冲，成为大国相争的牺牲品。元封三年（前年），汉武帝派赵破奴向西域开战，先俘获了楼兰王，又攻破楼兰东边的姑师国。楼兰王无奈，只能派出一个儿子作为西汉的人质表示屈服，但同时又派出一个儿子作为匈奴的人质。太初元年（前年），汉武帝又派李广利远征大宛国，匈奴便让楼兰国在远征军主力过去之后截杀队尾的人马，结果被汉军发现，楼兰王再度被俘，押往长安。面对汉武帝，楼兰王直言不讳，说小国只能两头讨好，才能求得安宁，想要本国不屈从匈奴，那干脆将全国人迁徙中原内地好了。汉武帝佩服楼兰王的直率，便把他放返故国。

再说李广利，西征途中遭到各国消极抵抗，人困马乏，减员严重，最后不得不撤退。汉武帝大发雷霆，又调拨更多人马前往接济，要李广利必须攻下大宛。靠着人数优势，这一回李广利终于攻破大宛都城外城，掳获“汗血宝马”，于太初四年（前年）凯旋长安。同时带回的，还有优良的饲料植物苜蓿（学名Medicagosativa），以及这篇文章的主角——葡萄。

赵破奴和李广利这两员张扬汉威的得力鹰犬，后来一个因为“巫蛊案”被杀，一个也因为密谋废立太子的事情被满门抄斩。相比之下，张骞不仅是“凿空”西域第一人，又得善终，实在是完美的英雄形象，于是后世便不断拔高他的地位，把汉通西域之后陆续引入的作物全挂在他名下。即使是苜蓿、葡萄这样在史书上对引入时间和引入者均有明确记载的作物，都不免要被视为张骞的功劳，更不用说史无明文的亚麻（胡麻）、蚕豆（胡豆）、大蒜（胡蒜）、芫荽（胡荽）、胡桃（核桃）、石榴、红花、黄瓜（胡瓜）之类了[1]。这情形，就像古人把很多重要的技术创新都堆垒在中华民族传说中的祖先黄帝和他的妻妾身上，于是黄帝本人不仅成了首创宫室、舟车、衣裳的大发明家，连他的妻子嫘祖也被尊为养蚕业之祖。

传进中国的葡萄：

我诞生于一场性别错乱

葡萄（Vitisvinifera）是葡萄科葡萄属植物。整个葡萄属有大约60种，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东亚地区（中国东部至日本），地中海至中亚地区，北美洲东南部。其中，东亚地区种类最多，达30种以上；北美洲东南部及其周边地区次之，有8种左右；相比之下，地中海至中亚地区仅有种，从数目上看根本无法和另两个分布中心相提并论[]。

然而，恰恰就在西亚地区，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人把野葡萄驯化成了如今栽培已经遍及全球的葡萄。应该说，这是一件颇有些幸运的事情。和葡萄属绝大多数种一样，野葡萄是雌雄异株植物，也就是说，一部分植株只开雄花，一部分植株只开雌花。农学家早就发现，野葡萄的性别基本只由其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基因控制。这个基因有两种形式，一个是显性的雄性形式（M），一个是隐性的雌性形式（F）。遗传学告诉我们，显性和隐性形式相遇，植株的性状将由显性形式决定。所以，如果一株野葡萄藤的基因型是MM或MF，它都会是雄株，只有当它的基因型是FF时才是雌株。

但是，偏偏就在西亚地区，一个野葡萄居群变异出了这个基因的第三种形式——两性形式（H）。两性形式相对雄性形式是隐性，但相对雌性形式却是显性。于是，MH基因型的植株虽然仍为雄性，但HH和HF基因的植株却可以开出两性花——同一朵花中既有雄蕊又有雌蕊，既可以给别的花传粉，又可以接受花粉孕育出果实[3]。因为可以自花授粉，这样的变异植株可以结出多得多的果实，因而引发了早期农人的兴趣。接下来，漫长的引种驯化过程便顺理成章地展开了。

葡萄的花。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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